从北京来到大理,我做了一家出书最慢的出版公司

做書 做書 2020-06-23

2016年春天,我从工作了12年的新京报书评周刊离开,和朋友们一起创办了一家叫“乐府”的小小出版公司。同一年夏天,我搬家离开居住了20年的北京,来到大理。


一家新的创业公司,创始人在草创阶段居然离开了自己的团队(虽然那时候团队只有两个人),当然不合情理,同时对公司来说,这也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情。


果然,2016年我们只出版了一本书,《寂然的狂喜》。2017年,我们也只出版了一本书,《中国故事》。两本书的反响都不小,销量也不错,但两本书养活不了一个出版公司,2017年底,乐府已经走到了濒临解体的边缘。




回过头来看,乐府最初的两位编辑,对我的信任,几乎可以说是莫名的。我完全不像一个创业者,看上去对我的公司甚至有一点不负责任。但她们最终选择了坚持,或许,这和我一开始,跟她们讲述的故事有关?



寻找不一样的声音,再把它们做成书


那时候,我厌倦了作为话语权力中心的媒体,也厌倦了作为文化高地的北京,我告诉她们,我在书评周刊几乎可以看到当年出版的所有好书,它们真的非常好,但似乎又少了一点什么。


我想去寻找一些不一样的声音,那是这个时代的声音,理应被这个时代听到。我还想去重新唱响一些属于永恒的声音,这个时代太强大了,强大到要把永恒遮蔽,但我们的心灵,却依然扎根于永恒之地。



这就是乐府(LO.VE)这个词的发轫之处。经常有朋友问我,乐府是什么意思,它和“乐府诗集”有关系吗?有关,但又不尽然。对我来说,乐府,就是大地上的歌谣,一种来自土地和人间的力量,我需要在大地上和这些声音遇见,再把它们做成书。而我们把乐府这个词的英文,翻译成“LOVE”,不用说,这是一种关系,我们希望,我们的书,和这个世界可以发生这样强烈和正向的关系。


所以,我必须在路上。乐府成立的第一年,我去上海寻找近30年前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童话系列丛书的线索,希望让读者重新读到那些流传了千百年的人类故事;我去广州找一苇,一位花了十年时间重述中国民间故事的小学语文老师。


我去扬州找工艺美术大师张永寿先生的女儿,希望再现既传统又现代的剪纸艺术;我去长沙找绘本大师蔡皋,听她讲一位不识字的老奶奶,如何在70岁开始写出一些天残地缺却又惊心动魄的汉字,看她如何把一首悠远的童谣,变成一册清新的图画书;我去无锡和叶嘉莹先生的弟子黄晓丹聊天,她想以心理学作为路径,让真正的古典文学,重新进入这个时代的心灵……


这都是书。这都是了不起的书。但与此同时,它们离真正成为一本一本书,又都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在书评周刊工作的时候,六点文化的创始人倪卫国先生的一句话对我影响很深,他说,“好书是等出来的”。


那就等吧,等作者,等编辑,也等自己最对的那个状态。现在,乐府已经走到了第五个年头,最初签下的那一批书,有一些终于出了,比如最近堪称火热的《讲了100万次的故事》,而有一些,依然还在路上。




两年只出两本书,好书是等出来的

 

时间回到2017年的年底,那时候,乐府只出了两本书,却还有几十本书在不同的编辑阶段之中,这些书里面,没有一本有确定的市场前途,但似乎每一本,又都具有可能性。


我们有五个编辑,没有印务(我让一位编辑学习印务),没有营销(我以为我自己可以兼顾营销,但我错了),一切都需要摸索,所有的人,都觉得前路茫茫。最重要的是,草创之初和朋友们一起准备的那一小笔启动资金,用完了。

 

没有奇迹,只有等待,等待书慢慢做出来。2018年,我开始更多地回到北京,把精力投入生产。这一年,我们和上海贝贝特合作出了两本书,《风落之光:ECM唱片的视觉语言》《为爱朗读》,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合作出了一本书,《六》。这几本书,对我影响殊深,我想讲一讲它们。

 


《风落之光》是ECM唱片公司的封套集。ECM的创始人艾歇尔在世界各地寻找新鲜特别又充满活力的音乐,无论是古典的,爵士的,还是实验的,融合的。他为这些音乐提供一种极致的视觉设计,经过50年,无论是在音乐风格上,还是在视觉风格上,ECM都从一个名词变成了一个形容词。


从创作角度来看,ECM和艺术家们合作,把音乐艺术的边界扩大了,从传播角度看,ECM和新的音乐爱好者合作,扩展了商业领域之中的音乐多样性。


做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意识到,我想做的,正是ECM这样的公司——原创的,有活力的,多样性的,极致的,最重要的是,在一个主流之外的领域,和世界发生深刻的关系,最终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如果说ECM扩展了人们对音乐的认知和想象,那么我希望,乐府最终能做到,扩展人们对文学的认知和想象。我们扩展不了文学,文学本来就在那里。但我们可以让更多样的文学样式,以更强烈的形式,呈现于这个世界。


其实,在乐府成立的头两年,我完全没有办法向别人介绍乐府到底是做什么书的。我们的第一本书《寂然的狂喜》充满实验性,是叶芝诗歌和当代版画艺术,还有书籍装帧艺术的结合体;第二本书《中国故事》是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的结合体;第三本书《风落之光》是先锋音乐和视觉艺术的跨界融合;第四本书《为爱朗读》是一个爸爸和女儿持续3218天的共读记录,可以归入亲子阅读领域;第五本书《六》,是对一个日本嬉皮士在大理用自然农法进行耕作的记录。


这些书,和乐府之后出版的很多书一样,看上去毫无关系,但对我来说,它们都是一样的书,它们代表着,在此刻的世界,有一些人,以自己极致的方式,热烈参与生活,并在这个过程之中,创造出了一种神秘之物,这个神秘之物,就是我理解的文学。



记录人们的选择,也为人们的选择提供力量

 

啊,我跑远了。我刚才想说的是三本书。《风落之光》之后,是《为爱朗读》,这是一个关于阅读的故事,一个爱书如命的父亲,如何把对书的热爱,传承给了自己的女儿。


这是一个奇迹般的案例,3218天持续不断的亲子朗读,它当然是极致的,并且很容易就可以被用于亲子阅读推广的领域,但真正吸引我的,是这本书里面的权力关系——不是爸爸要求女儿听自己读,而是女儿要求爸爸一直读,然后,他做到了。


有阅读机构去找我做讲座讲这本书,我最后总是说,其实阅读一点也不重要,你甚至不需要读这本《为爱朗读》,真正重要的是亲子之间的关系,是更有力量的一方对另一方的尊重,信任和等待。最终,等待会开花。因为一本《为爱朗读》,人家请我去讲阅读,最后我却说其实不需要阅读——这多少有一点尴尬。其实我真正从这本书里面想到的,是乐府到底在做怎样的书。


和中信合作《中国故事》的时候,中信发行部的老师判断,这基本上还是一本强需求的书。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听见这个词,但我觉得不对。我觉得乐府做的所有书,都是不需要读的书,换一句话说,它们不指向一个强需求。但与此同时,我们的书,它们又是重要的——不仅仅所有人都可以读,本质上,它代表着一种选择,一种对生活,对生命的选择,一种可以选择的选择。


今年我们出版了《讲了100万次的故事》,讲故事的过程,和“为爱朗读”的过程,何其相似。我当然可以理解这些故事是有着“强需求”的,但事实是,过去几十年,类似这样的故事,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缺席,以至于人们读到这些流传千年的故事之时,第一反应是,这些故事居然如此新鲜,如此与众不同。但人们真的必须读这些故事吗?


是的,它们经典,它们丰富,它们是人类心灵的根源所在,但是我依然觉得,人们不必须读这些故事。把“讲了100万次的故事”,继续第“100万零一次”讲下去,它是一个选择。


陈嘉映写过一本《何为良好生活》,良好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选择,它需要勇气,也需要能力。我相信,和“强需求”的时代并行的,还有人们对良好生活的渴望,对选择的渴望,乐府的书,记录人们的选择,也为人们的选择提供力量。

 

是的,选择。这就是我想讲述《六》的故事的原因。六是人名,一个叫上条辽太郎的日本人,到中国的大理,种了六年地,不杀虫,不除草,不施肥。接受土地给予的一切,而土地,也从来没有让他落空。种地之外,他还酿造,还做音乐,还生养了三个孩子,他在土地上游荡,也把自己回馈给土地。


这是一个简单而丰富的人,他后退一步,接受了所有的艰难时刻,却因此获得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可能性,包括有人要为他写一本书,拍一部纪录片。夸张一点说,六似乎把自己过成了一部作品,他对此心知肚明,却又浑然不觉。他所做的事情,和他所身处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融为一体。


这是一种关于生活和生命的选择,以及选择之后的承担,苏娅把他写成了《六》这本书,并通过这本书完成了自己的选择。如果说,做书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对观念的表达,那么在六的身上,我看到了我想表达的那些东西。与此同时,在这个人身上,我也学会了接受和等待。



在大地上漫游,遇见新的作者,出版“第一本书”

 

是的,乐府一直在等。2016年,我们出了1本书。2017年,1本书。2018年,7本书。2019年,12本书。2020年上半年,我们出了20本书。原创性,独特性,文学品质,各种因素加在一起,我想,乐府应该算得上出书最慢的出版公司之一吧。


和最慢相称的,还有最初。乐府的书里面,有很多是作者的第一本书。最初我没有想到我们要面对大量的“处女作”,不过,既然我们一直在大地上漫游,寻找新的关系,遇见新的作者,那么大量出版“第一本书”,在逻辑上也算顺理成章。


我不断遇到有趣的人,不断对他们说,“写一本书吧”,在这个过程之中,构成问题的,是怎样的“第一本书”,才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我对此没有答案,只能说自己运气好,遇见了那么多新鲜的作者,他们都写得那么优秀。

 

我想说说这些作者们。他们中的一些人,书已经出来了。另一些人,书还没有写完。和这些作者合作的过程,是做书的妙趣所在。

 

第一个是黄晓丹。2019年,我们出版了黄晓丹的第一本书《诗人十四个》。这本书入围了书店文学奖的年度文学批评,豆瓣的年度书单,黄晓丹也因为这本书登上一席,一席演讲,圈粉无数。


对我来说,这一切一点也不意外,很多年以前我还在新京报社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个能够带来崭新思想资源的写作者。是的,我一直无法界定黄晓丹是学者还是作家,她既是思考者,又是写作者,《诗人十四个》被归入古典文学批评,但我其实把它看作关于人生的散文,只是作者的主题,恰好在古典文学这个领域——就像《六》的主题,恰好在自然农法这个主题一样。


2016年,我和黄晓丹在无锡江南大学外面的一间咖啡馆,聊一个关于“诗与心灵”的写作计划,她说想用心理学的资源,把古典文学作品,把古代诗人,现代化。那一刻我就知道,这将是一本重要的书,它甚至可以开启大众层面,对古典文学一种新的认知。


百年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要么被扬弃,要么被使用,要么被吹捧,要么被改造——却一直难有一种仅仅是认同的路径,那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他们曾经经历和思考的,我们同样也将经历和思考,仅此而已。最初的时候,黄晓丹说要借助心理学资源,把古人请到现代,但最后我们会发现,根本不需要心理学,只需要一颗纯粹的心灵,我们就能够重新与古人发生应和,并且确切地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一部分。


说到这里,我想有必要提及乐府的一个基本出版观念。我们希望呈现中国:传统的,现代的,民间的,普世的,真实的。在书评周刊工作期间,我遇到很多出版前辈,他们中的很多人,怀着一种启蒙之心,并且大声疾呼,启蒙仍未完成,常识仍需普及。


我敬佩这些前辈,但我同时认为,所谓启蒙,只有进行时,并不会有完成时——并且也不需要完成。相反,此刻的中国,还有众多的声音可以表达,也需要表达,这些声音和启蒙无关,它们本身,直通普遍的心灵,既是中国的,也是人类的。


我想,《诗人十四个》就是这样的书,它处理的当然是一个最中国不过的主题,但“古典文学有什么用,它是否可以支撑起一个现代心灵,对于我们此刻心中最幽渺的迷惘和疑问,古典文学能否给出答案或者支撑”,黄晓丹在书中提出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现代普通人的立足之本,不管我们生活于哪个场域,类似这样的疑问,总会被一再提出。


作者: 黄晓丹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品方: 乐府文化

出版年: 2019-7


不久前,乐府出版了作家何大草以王维为主题的小说《春山:王维的盛唐与寂灭》,首印八千册,上市十天就加印了一万册,算是一本小小的准畅销书。我会把这本小说和《诗人十四个》联系起来看,虽然它们绝不相同。


黄晓丹让古典文学成为现代人的心灵资源,而何大草,则直接以古人之眼,凝视死亡本身,并以一段深刻的关系,为王维生命的最后一年,做了一个绝美的注解——死亡和关系,这不就是文学必须面对的永恒主题吗。

 

另一个我想提及的作者,是胡冰霜,四川大学心理学教授,也是一位全科医生。她的第一本书《与病对话》在疫情期间,被樊登推荐,现在已经发行了5万册。


而这本书在过去的几年之间,曾经被拒绝了很多次,拒绝的原因非常理性而正确:作为一本医生的书,这本书不谈治病方法,不指向实际的需求;作为一本西医的书,这本书对于包括中医在内的传统医学持宽容态度,立场不够鲜明;作为一本医学散文,这本书好像也谈不上文笔优美?


作者: 胡冰霜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品方: 
乐府文化
副标题: 全科医生手记
出版年: 2019-3-31


我是在看完第一篇样稿之后,就决定要做这本书的。胡冰霜足迹遍天下,行医四十年,是少有的大地上的医者,她处理的是疾病,看见的却是一个个人本身。与病对话,与病人对话的过程,其实正是这位全科医生自己的成长之路。作为医学书,不确定性和多元性,可能是一大弱点,但作为一个人的成长道路,怀疑和怀疑之后的选择,正是最动人心魄之处,甚至,那些没有琢磨的文字本身,也充满一种粗粝的力量。


这本书提供的不是面对疾病的解决方案,而是对患病之身的理解与支撑。这样的书,我想献给所有的父亲母亲,所有的老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给老人一些关于养生和健康的确定性知识,是对他们负责,其实,老人更善于思考,更敢于怀疑,胡冰霜医生对现代医学既坚持又怀疑,既怀疑又坚持的过程,对于一位老人来说,可以构成巨大的安慰,而那些在怀疑之后的选择,更让人读来心安。


胡冰霜医生是四川人,看完书稿之后,我特意跑去成都,和胡医生见一面——我觉得只有看见这个人,我才能想象出这本书该是什么样子。结果一见面,她就要送我书,史怀哲,德兰修女,高尔泰——从来都是我给作者送书,作者给我送书的,这是头一次。三本书里,很容易读出胡医生的济世之心,她对医学抱持谨慎的态度,却对人心的内在力量,深信不疑。


这本书的书名,目录结构,每个章节的标题,以及封面文案“看病,看人,看见生命的希望与光亮”,都是在那次见面之后确定下来的。整本书朴实无华,它就是我看见的胡医生本人。



听作者们讲故事,然后想象一本书的模样


说到胡医生,我忍不住想说说成都和大理两个地方。搬家到大理之后,我遇到了很多大理和成都两地的作者,对这两个地方呈现出来的文化多样性和先锋活力,更是惊叹不已。


不久前我们出了一本书《仿佛若有光:大理访谈录》,黄菊,行李公号的主编,一位住在成都的写作者,对现代大理的探访——社区建设,教育探索,艺术实践,乡村建设,生活方式,这本书记录的大理,为此刻的生活,呈现了一种不同的可能性,更提供了一种充满活力的思想资源。


作者: 黄菊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品方: 
乐府文化
副标题: 大理访谈录
出版年: 2020-5


大理如此活跃,其实是题中应有之义,毕竟,十多年来,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在这里扎根,也带来了文化融合的可能性。相比之下,成都的先锋性,让人有些意想不到。我印象最深刻的,是A4美术馆的创始人李杰。


他去年在一席有一场演讲,讲如何协助和支持孩子们做展览,以及更多的艺术项目——注意,不是带领,是协助和支持,那么多的艺术项目,从主题到实现,都是由孩子们来完成的。这个观念让我耳目一新,趁着去成都拜访何大草老师的机会,我约了李杰半天时间,讨论写一本叫做《童年美术馆》的书。


《童年美术馆》还没有写完,我只能说,就已经写出来的八万字来说,这是一本激动人心的书。不过更让我激动的,是那个在A4听李杰讲故事的上午,他讲孩子们各种天才的创意,讲美术馆的各种可能性,讲艺术和教育,特别是公立教育发生关系的各种路径。那个上午,我有一种要把编辑部搬到成都去的冲动。


是的,作为出版人,最幸福的时光,是听作者们讲故事,然后想象一本书的模样。我的编辑同事说我会讲故事,其实我的那些故事,都是从作者那里听来的。

 

最后,第三位我想提及的作者,是杨本芬,一位80岁的老人,我们刚刚出版了她的小说处女作《秋园》,写她已逝的母亲。


作者: 杨本芬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品方: 
乐府文化
出版年: 2020-6-1


关于这本书,我在豆瓣写了一条短评,我想全文抄在这里:去年差不多前后脚,我同时签下了《春山》和《秋园》两本书。《春山》写王维,书稿我是一个晚上读完的,之后一遍一遍,回味不已。《秋园》则不然,虽然只读了一章我就决定必须要出这本书,但这本书稿,断断续续好多天才最终读完——命运之重和作者下笔的温婉淡然,让我没有办法一口气读下去。我跟别人说,这是母女版的《平如美棠》,这更是女性版的《活着》,但其实,《秋园》就是《秋园》,这本书是不需要这些比拟的,一个比拟可以让读者快速对陌生的书产生联想,但最深挚的那些东西,不在这些形容里。


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签下它的时候,我甚至害怕被编辑批评,说我又签了一个无人知晓的陌生作者,更担心没有编辑会对这样的题材感兴趣。但无论如何,我就是想出这本书,哪怕它只能印五千本。并不是因为作者已经八十岁了,还没有出过一本书,也不是因为这本书写了母亲,而母女之间,是人类面对着的一个永恒问题。


真正吸引我的,是语言。我确信,这位在厨房里抽空写几笔最终完成这本书的老人,是真正的写作者,她不仅仅是女儿和母亲,她用写作,直面了自己的人生,直面了家国的历史,直面了命运的无解。


一位朋友说,这是一本高贵的书。我想说,这本书里,还有一个平凡而高贵的人,一个女人。


秋园,一个女人。一个承受了命运,又扛起了世界的勇者,和她的诸多女性同胞一样。


去年看了季丹的纪录片《芭雅》,芭雅也是一位母亲,一次次直面男性家庭成员的死亡,却像大树一样,把家族继续支撑了起来。读着秋园的故事,我会想到芭雅。我们这些男人,欠她们的。我想我们至少可以做到的,是记住她们普普通通的名字。


所以,这本写母亲的书,不叫《关于我母亲的一切》,这本写乡村的书,不叫《乡间生死》。她就叫《秋园》。我希望,人们能记得这个美好而高贵的名字,也能记住这本真正的书。它是回忆,它是和解,它是历史的记录,它是女性的倾诉,但它首先,是写作!它是一个有着足够天才的作家,以生命为积累,在70岁开始动笔,到80岁才得以出版的,处女作。

 

今年是乐府的第五个年头。在漫长的等待之后,我们在艰难的2020年慢慢走上正轨,也终于开始有了一点正经出版公司的样子。我们今年有很多好书,比往年多,比起往年,也更多地被读者看到——虽然我们以往的书也同样好。



这个行业,永远只会做锦上添花的事情吗?

 

今年我们出版了五年以来最重的一套书,8卷12册的《讲了100万次的故事》。我想以关于这套书的故事,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


前面我已经说过,这套书是在2016年签下的,我相信这些永恒的故事,对于此刻的读者,可以带来心灵的滋润——乐府的书从心灵出发,一方面坚信这个时代有着无数丰盈的心灵和写作,一方面也认为,在公共领域,存在着心灵的干涸,我们希望自己的出版物,可以为当代心灵提供一点点支持和慰藉。


但事实上,这套书在出版之前,被合作方拒绝了很多次,我们听到最多的一个质疑是:如果市场上没有这样的书,那可能是根本没有需求。是啊,谁会对一个挪威或者非洲的民间故事感兴趣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自己是读着故事长大的,我相信,孩子们依然需要读着故事长大。


对我来说,做这套书的过程,其实是讲述一个关于故事的故事的过程。我们这个时代,人们轻易就可以获得很多思想资源,但我想,对非常多的人来说,故事,这个最古老的精神宝库,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思想资源。每个时代有不同的主流故事,比如灰姑娘类型的故事,比如好运气类型的故事,比如像“猎人海力布”那样,被禁言却依然要说出真相,不惜化成石像的故事。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最重要的故事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就是关于故事本身传承的故事。巨变的时代,我们要记得回望来处。


这套书做了4年,一边编,一边想。我们在第三年,想到《讲了100万次的故事》这个书名,一下子在古老的故事和永恒的心灵需求之间,建立了关系;我们在第四年,找到了现在的封面设计方案,用古老的石头意象,结合故事里那些让人想象无限的句子,隐喻故事的力量和心灵归属感。


这是一套让我欣喜不已的书。作为出版人,你会无数次想象一本书的样子,而最终那本书居然比你想象到的最好的样子还要更好,这就是我拿到这套书时候的感觉。在那一刻,我再次想起倪卫国先生那句话,“好书是等出来的”。

 

回想起来,乐府做的绝大部分书,其实都是在说选择这件事,也都是在说一个人和世界是如何建构关系的,再确切一点,一个人是如何成为一个人的。这些书从心灵出发,最终也归于心灵。每一个人成为人的路径,都不可复制,所以,每一本书都不是必须读的,但每一个人的道路,都充满启发,充满力量,暗夜行路,我们需要的,或许就是这种同行者的力量吧。


我相信,乐府的每一本书都是有瑕疵的,但世上怎会有没有瑕疵的人呢。既然我们选择记录人的道路,我就接受这个瑕疵吧。这也回到了我所理解的乐府,我们做的所有书,都是文学,而文学的尺度,在每个人那里,都是不同的。我喜欢多样性,乐府的书本身就充满多样性,那么我当然也接受,读者多样的评判。


对我来说,把这些书做出来,就是我参与这个世界的道路,它无法正确,也不需要正确,我只能说,这条道路,无比美丽。我是个做书的人,我不写书,如果有一天我会写一本书的话,我想,它可以叫做《出版说明》——写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像真的想为我的作者们写一本书。


今年我会出一本漫画家俞昆的小书,同样也是她的第一本书。我是在一个展览上看到她的作品的,喜欢得不得了。我说我们做本书吧,她很谨慎地回答,你是认真的吗?我投给过两个出版社,都说喜欢,但都拒绝了我,因为我“不出名”!可是,难道,你们这个行业,永远只会做锦上添花的事情吗?


不是这样的,一个做书的人,永远记得,要走在前面一点点,要为这个世界,增加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


慢慢来,路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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