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柳雨生与日本的苦涩因缘

东方历史评论 东方历史评论 2020-06-16

撰文:徐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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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雨生,本名柳存仁(1917~2009),雨生为其字。柳存仁,生前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讲座教授、亚洲研究院院长、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首届院士,因其在道教史、明清小说、中国古籍等方面的卓越的研究成就而在国际汉学界享有盛誉,他的著作也屡屡在中国本土出版。但事实上,他在1945年曾因汉奸罪而被国民政府的高等法院判处三年徒刑,1948底年出狱。他的入狱,缘于一段他与日本的苦涩因缘。而这一时期他发表的著述,用的姓名均是柳雨生。

柳雨生出生于北京,康熙年间祖上自山东迁往广东,父亲1898年曾名列秀才,1914年在北京海关学校毕业后在税务处供职并定居北京。柳自幼入外交部部立小学求学,1928年至广州生活约一年,12岁时转至上海,在光华中学等念书,期间显露文学才华,在《宇宙风》等刊物上发表文章。18岁时的1935年8月,由苏州的文怡书局出版了《中国文学史发凡》一书,署名柳村任。就在这一年,考入了北京大学国文系。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离开北平回到上海,转入光华大学继续求学,期间与同学发行了学术杂志《文哲》,两年后获得北京大学的毕业文凭(其时北平早已沦陷,所谓北京大学也处于日伪的控制之下)。大学毕业后在《大美晚报》、《西洋文学月刊》等担任编辑,并在光华大学史学系等任教。1940年8月,由宇宙风社出版了各类作品的杂集《西星集》。1937年11月以后,除租界之外,上海已陷于日本占领军之手。1940年8月,柳离开上海移往香港,一度曾考虑经由香港转往内地,但后来在香港定居,担任港英政府文化检察官。茅盾回忆说:“我(1941年3月)二进香港之后,首先发现的,就是报纸杂志(当然是进步报刊)上的天窗比三八年开得更多更大了。我研究了这些天窗,看得出香港政府那些检察官的水平确实有了提高。”(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412页)此事应该与柳有关,柳本人也曾说及在香港期间与邹韬奋、茅盾等展开论战之事,后后悔而停战(柳雨生《谈自传》,载《古今》第10期,1942年11月,第16页)。41年12月,香港陷于日本之手,“翌年3月17日予抵广州,苦住至4月28日始得附‘筑后丸’返沪。”(柳雨生《海客谈瀛录》,收于《怀乡记》,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5月,第188页)为何离港而返沪,内中缘由柳未述及,而事实上,1941年12月,上海的租界也为日本所占领,此时汪伪政府也早以所谓“还都”的形式在南京登场。柳回到上海不久即加入这一傀儡政府,在宣传部内担任编审,并在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任秘书。柳与为谋生计而在伪政府内供职的一般人不同,他显得比较积极亢奋,1942年6月和7月分别在《中华日报》和《中华周报》上发表了《新国民运动与训练》、《大东亚主义的再出发》。以后又对汪精卫于1942年元旦发表的《新国民运动纲要》发表《释新国民运动纲要》,1942年12月,柳将相关的文章集成《新国民运动论文选》交由太平书局出版,此时的柳,已成了汪伪政府的御用文人和所谓“和平”政策的吹鼓手。

柳存仁

也许柳雨生自己也感到了在泥沼中陷得过深,1943年开始,他试图脱离政治而在文坛上有所建树,于是在该年4月,他创办了文学月刊《风雨谈》,当然当时供应紧缺管制极严的纸张还必须仰仗太平出版印刷公司的支持,印刷和发行也由太平公司来担当。也许是与名取洋之助及日本军部方面达成了某种默契,也许是柳雨生的手段高明,这份杂志自创刊号起至1945年8月的最后一期(第21期)止,竟然做到了纯文学的风格,没有夹杂一篇与时局相关的政论文章,也没有刊登鼓吹“大东亚战争”或露骨的“亲日”文字。在第9期的“编后小记”中他表明了自己的编辑方针:“本志的理想是纯文艺刊物,而不是综合杂志。……本志比起翻译来更重视创作,比起作者的名声来更重视优秀的作品,比起阿谀奉承来更重视正确的批评。”(《风雨谈》第9期,1944年1~2月合刊,第173页)从中也可窥见柳雨生当时内心的一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日本方面主导的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柳雨生是唯一一个连续三次均参加的中国人,另一个连续三次参加的是日本诗人草野心平(1903~1988),不过荒诞的是他却是中国方面的代表(早年曾在广州岭南大学留过学的草野,1941年曾受在汪伪政府任宣传部长的岭南时代的同学林柏生之邀来南京任职)。1942年11月的第一回大会,是柳的初渡东瀛,他虽不谙日文,却是最活跃的与会者之一,在4日上午于东京大东亚会馆举行的主题为“大东亚精神的树立”的会议上,他表示“我们东亚的文学家要打到他们的思想(美英侵略主义),为确立指导精神而尽我们的责任,全东亚的文学家一定要齐心协力地来树立起东亚的新精神。”(《特辑•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载1942年11月15日《日本学芸新聞》)也许柳雨生自己也明白,这些话只是很空洞的应景口号。但他的活跃表现,却引起了不少日本作家的好感,尤其是创立了“芥川奖”和“直木奖”、当时担任文学报国会小说部会的代表和4日会议议长的菊池宽(1888~1948),对这个英语流畅、才气横溢的青年人甚有好感,特意请了他到自己的宅邸去做客,作深夜的长谈,“我在这间屋里安息了一晚,并且还洗了一个极暖的澡。”(柳雨生《异国心影录》,收于《怀乡记》,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5月,第153页)此外菊池还带他去参观了自己创办的文艺春秋社,柳雨生在归国后发表的《异国心影录》中花了很多笔墨来记述自己与菊池宽的交往,而后者也专门撰写了文章来表述自己对柳的感觉:

“从中支(华中)来的代表柳雨生君,是一个27岁的有为的才俊。专攻英美文学和支那文学,他所创作的诗也发表在了报纸上。……听说昔日林语堂颇认可他的才华,劝他去美国留学,但因时期太长,且家有老父,就谢绝了。他是一个头脑聪慧、好学的青年。这样的人,若让他在日本留学两三年,研究日本,将来在日华亲善上能起大的作用吧。”(菊池宽《話の屑籠》,载1942年12月的东京《改造》,第95页)

而后来菊池宽确实表示了挽留的意思,柳自己记述道:“在我离开日本的时候,途中住在奈良。《文学界》的主持人河上彻太郎先生从东京赶到奈良,表示他自己——和菊池先生他们的意思,希望我在日本多住些时候。我们的谈话由夜间两点多钟到三点半钟,短袖跣足,穿着宽大的睡袍,同座的还有岩谷大四先生。他们的意思我是明了的,虽然我谢却了他们的盛情。……我想我们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再度晤面的,愿那个时候也像今天上海的天气一样,虽然寒冷,几小时的厚雪,已经把整个眼面前的世界,装点成光明澄澈的新天地了。”(柳雨生《异国心影录》,收于《怀乡记》,第155页)那晚同座的文艺评论家岩谷大四(1915~2006),也对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中华民国代表之一的柳雨生氏,是一个弱冠27岁的美青年,一副银边框架的眼镜丝毫也没有惹人不快,反倒是越加显得聪颖,个头小小的,说他是日本人也没人怀疑,在优雅的举止中蕴藏着坚定的意志。菊池先生对他很喜欢,带他到料亭(高级日本料理店)去,让他在自己家里留宿。英文相当好,日文也可说几句。我也跟他成了好朋友,用生硬的日语和生硬的英语交谈,回国后也通了两三次信函。”(岩谷大四《中国代表の横顔》,收于《私版昭和文壇史》,东京虎见书房1968年,第30页)

首次的东瀛之旅之后,除了《异国心影录》之外,柳雨生还发表了《海客谈瀛录》,详细记录在日本的点点滴滴,在总体上对日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觉得尽管在战时体制下,日本国民依然保持了刻苦的勤勉精神、井然的社会秩序,也许是发自内心,也许只是粉饰场面,在他的文字中并不吝啬对日本的赞美:“照我的静静的思想的结果来看,日本的知识界,是能够懂得一种大勇猛大精进的道理的人。这不是轻轻的无谓的恭维话,确是我近来思想的结果之一。我想,做人的道理,最高尚的是应该超乎以德报德的恩仇的观念之外的。一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国家其实也是如此。”(柳雨生《异国心影录》,收于《怀乡记》,第137页)“以德报德”甚至“以德报怨”,自然是中国人力图秉持的道德理念,但对于尚处于日本侵略军占领之下的中国民众而言,这样的言论,如果不是错误认识的表现,那就是汉奸的帮腔了。

事实上,柳雨生的内心也一直充满着矛盾和苦闷:“我这一次到日本去,在这个时候,心境的异样是显然的,其寂寞和虚空也是显然的。”(柳雨生《怀乡记》,第138页)在《怀乡记》的序文中他写道:“《怀乡记》共包三个短篇的散文,因为(民国)三十一年冬天和去岁八月,我曾经两次之东,所见所闻,都顺手记下了不少,故而把它们辑录在一起,且以之名书。我深信除了作者本身,别人是不会明白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爱读它的人们可以触摸到它荫翳的清处,可以熟谙了作者的寂寞和心苦。”(柳雨生《怀乡记》序,第3页)所谓欲辨已忘言的“真意”,大概就是隐藏在文字之中的作者内心的“寂寞和心苦吧。”

柳存仁著《西星集》


1943年8月,柳雨生再度赴日本东京参加第二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27日就中国的文学杂志出版动向、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情况和影剧界的情况作了介绍,在28日晚上举行的演讲会上作了“告日本文学界”的讲词。会议结束后,大会组织了与会者前往名古屋、伊势、大阪、奈良、京都等地游览,归国后柳发表了《女画录》,延续了此前的腔调,赞美了日本目前的“注重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有机体的生命与自由的全体主义”,中国也应该仿效日本实行这样的主义(柳雨生《女画录》,收于《怀乡记》,第197页),不知柳雨生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这所谓的全体主义,正是英文totalitarianism的日译,在当时的日本,无异于风头正健的法西斯主义。柳还一再主张,应从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着手,切实做些中日文化交流的实事,而不是停留在空泛的座谈会和应景的言论上,“中日两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这是比什么的介绍工作都应该积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各个国家民族的认识了解”(柳雨生《怀乡记》,第197页),但柳的本意,是中国作家应该多多向日本学习,他在1944年曾写道:“鄙人在前岁去岁皆曾应邀(访日),……得藉机会拜见岛崎,武者小路,谷崎诸大家,这在个人甚是觉得是很荣幸的事。去夏抵东之日,正是藤村先生溘逝之次朝,衷心为之伤恻不怡数日,老辈凋零,然无意中竟能再访武者小路先生牟礼的住宅,拜观其法绘及其石涛的作品,周旋欣仰其纤尘无碍的人格及投身世俗的修持,这大约是我们当最引以为欣慰的吧。…菊池、谷崎诸先生,也是影响我国文坛方面至深且大的。我想,倘使我们的女作者们在国内也有机会见到这些异国的大家,沉浸于其深刻的作品,对于我们这班女作者们的修养不是也应该与其余的中外名著同样有相当的裨益么。”(柳雨生《文学集会与女作家》,载《女声》第3卷第7期,1944年11月,第14~15页)对日本作家的钦仰之情,溢于言表。

1944年11月,柳作为华中代表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第三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虽然是非正式代表,太平出版印刷公司的名取洋之助和女作家佐藤俊子也参加了会议的活动。其时的境况对于日本和汪伪而言,已经是风雨惨淡了,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全面败溃,汪精卫也在大会开始的前几日病逝于名古屋,会议虽也发表了空洞的宣言,但与会者心里都明白,今后将是命运多蹇了。

1944年11~12月,评论家河上彻太郎(1902~1980)在上海逗留了一个多月,第一第二两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时在日本受到过河上等照应的柳雨生,也热情接待了这位文学界的前辈,河上对他的印象是:“小个子,留着稀疏的胡子,一个用娟秀的毛笔小楷书写信函的青年。”“我在昭和19年11月去上海时,柳君请我吃了当令的大闸蟹。当时正是物价飞涨的时期,他的一片厚意令我十分感动。”(河上彻太郎《大東亜文学者会議のころ》,《河上徹太郎全集》第2巻,第439页)实际上,当时两人的心境,都已有些凄凉了。

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初秋的某夜,柳雨生以“汉奸罪”与陶亢德一同遭到了逮捕。1946年5月设在提篮桥监狱内的临时法庭对柳雨生进行了审判,16日的《申报》上配发了有柳雨生穿着长衫照片的报道:

“柳雨生,系文化汉奸,广东南海人,三十年在香港,翌年五月返沪省亲,即投入伪宣传部任编辑部职务,为林柏生奔走,拉拢文化作家。并任中华日报编辑,一再发表谬论,宣扬‘和运’,并为敌营文化机关‘太平出版公司’编纂《新国民运动论文集》,该书曾译成日文,颇为敌方称道。且在伪职任内,出席东京‘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946年5月16日《申报》)

6月1日的《申报》上刊登了柳雨生被判决的报道:“昨日下午高院又判决了文化汉奸林雨生:‘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三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悉予没收。’柳逆闻判含笑,其妻亦笑逐颜开。”(1946年6月1日《申报》)柳之所以含笑,因为在同一天,林柏生在南京被判处死刑,相对而言,他为自己感到庆幸。

与柳雨生有一面之交、1945年3月来到上海供职、后来成了日本战后派代表作家的自由主义知识人堀田善卫(1918~1998),对柳雨生等文化人因日本占领的缘故而入狱的遭遇颇怀同情,并对负有更大罪责的日本人感到愧疚和自责,他以柳雨生等作为部分的原型撰写了小说《汉奸》,对日本人尤其是军方以及战时的文学界大佬表示了谴责,还与其他日本友人一起偷偷地将生活用品送往被捕后柳雨生的家中。

出狱后,柳雨生于1952年离开上海移居香港,在皇仁书院等任中文教员,同时继续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1952年出版了小说《庚辛》(香港大公书局),1958年出版了《中国文学史》(台湾东方书局),1959年出版了剧作集《在舞台的边缘上》(香港龄记书店)。1962年,赴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中文系任讲师,66年晋升副教授继而教授,直至1982年退休。期间潜心道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业绩斐然,主要著作有《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s on Chinese Novels》(Wiesbaden.OttoHarrassowitz,1962)、《Chinese Popular Fictions in Two London Libraries》(香港龙门书店1967年)、《SelectedPapers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Leiden.E.J.Brill,1976,该书1991年以《和风堂文集》的书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New Excursions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Leiden.E.J.Brill,1984,该书1999年以《道家和道流——和风堂文集续编》的书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2年澳大利亚政府为表彰他卓越的学术贡献,授予他澳大利亚荣誉勋章。1998年受母校北京大学的邀请在该校讲学,讲稿编成《道教史探源》,200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

1951年柳存仁(此时“柳雨生”已弃用)与叶灵凤、俞振飞、李伯言、陈梦茵等人在香港的合影。前排左一席地而坐者即柳存仁。

自狱中出来,表面看来柳雨生似乎已与日本斩断了情缘,其实不然。这倒也并非他对自己过去的行径毫无忏悔,而是他对日本的民族精神以及昔日的友人,内心依然存有倾慕和怀念之情。1968年6月,从欧洲游历归来途经香港的草野心平,闻悉柳雨生已在悉尼的大学担任教授的消息,颇感欣慰。1969年4月26日,出院以后的草野收到了同一天自美国发来的书信:

“寄信人名曰Prof.Liu Ts’un Yan,字迹有些熟悉,人却并不认识。如果寄信的地址是悉尼的话,我也许会觉得这是柳雨生的变名,但发信处是哈佛大学,我心中没有头绪。只是那信上说,8月份来东京,想看了两三个美术馆之后跟你一起作十来天的观光旅行,具体日程由你安排。信的最后,是用中文写的这样几句诗:苔空绿残死,老松清荫瘦。结庐卧白云,柏子烧春尽。我心里虽然记挂着这封信,还是把它放下了。于是来了第二封信。说他已经知晓我曾经住了医院,等我的回信。署名是柳存仁。于是给他回信说,6月到9月我在夏威夷大学,不在东京,没法见面。他又来了第三封信,说在夏威夷见面吧。这个柳存仁突然出现的是在7月2日,就在我第二次讲课将要开始之前。是柳雨生。我八成可以肯定是柳雨生。跟以前一样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身材瘦削的美男子,跟以前不一样的是已经生出了白发,我们的交谈用的是英文。他走进了我的教室,跟学生们一起坐了下来。……他一直听我讲着他听不懂的日文,十分钟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匆匆交谈了几句。他说他也在大学里讲道教。受杨格教授的款待,我们一起去了一家叫维罗斯的夏威夷餐厅。他到我住的公寓里来过两三次,对于分别以后的他的行踪,我几乎什么都没问。他获得了牛津大学的文学学位,那么应该有去过英国了吧。他也没有具体问我什么。我觉得大概还是这样好吧。好像不是阔别二十几年以后的重逢,倒像是经常见面的。……我把河上彻太郎、岩谷大四两人的地址抄给了他。后来听说他们三人一起在赤坂那边喝了酒。”(草野心平《柳雨生》,原收于《続•私の中の流星群》,东京新潮社1977年,《草野心平全集》第11卷,东京筑摩书房1982年,第232~233页)

引文有些长,不过这份文献也许一般中国人难以寓目,便译述如上。

文章家董桥曾撰写过一篇《怀念柳先生》,情真意切,而对他1942年至赴港之前的经历,只字不提,盖为尊者讳。历史的印痕也许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受到风化剥蚀,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段历史并不存在。当我们就柳存仁的研究功绩向他表示致敬的时候,也不必去遮掩历史的真实。


(作者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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