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角度和技巧相比,我更强调积累、认识和训练

少华读书 少华读书 2020-06-13

,少华按:

        前些天,我接受了媒体研究公号《传媒茶话会》关于评论写作问题的文字采访,涉及的问题其实是评论写作的一些基本问题,而不包括当代传播变革中新闻评论面临的创新和困惑。但我感到,即使在这些基本问题上,业界、学界也并非都有共识。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与采访者在提问中潜在的前提也有所不同。所以我也借此机会把这些看法分享给关注自己教学公号的朋友和同学们。

 

我其实不大赞赏在提问中加入预设前提的采访方法,因为它们以“推定的共识”限制了可能不同的观点。

您可以看到,我对于采访提问中涉及“角度”“技巧”等问题,态度都比较消极。我认为,评论中当然会有一些写作经验和写作创新。但评论分享的主要价值是对于某些事物的认识价值,它们更多地取决于作者的长期积累的认识经验,即对事物本身的认识——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它们是写作的技巧和角度所代替不了的,尽管年轻的学习者爱听技巧的传授,因为它们大概可以使写作能力“速成”。


 

1.   好的选题是文章成功的一半,新闻评论如何找到好的选题?

答:

  新闻评论选题有的产生于扑面而来的新闻事件;有的产生于静观默察的个体心灵;有的产生于媒体自身长周期的策划。

对于第一类情况来说,好的选题并非取决于事件本身,而取决于评论的作者或者机构在共同面对同一个有着很大影响的新闻事件时,自身已经具备怎样的知识储备和判断、分析经验。正是由于这种素质上的差异,同一个新闻事件对于不同的作者和媒体而言,其实是不同的选题。或者说:那些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事件,或者恰好是自己的选题,或者根本不是。

比如,2018年10月间,湖南省新化县一男子伪造坠河现场骗取人身保险,他的妻子或难以承打击,或因为生活压力携儿女自杀。网传也有“殉情”之说。《新京报》发表张丰的评论《男子骗保假死事件:别被“妻子殉情论”模糊了焦点》,把论题确定在乡镇女性的生存困境问题,这就是评论者的经验——对于中国社会的经验和对人生的经验。

 

尽管看起来第一种事件性的选题似乎占据了绝大部分,但在观点市场激烈的竞争中,真正超越他人的选题实力,在于个体的静观默察和机构的长周期策划。

 

比如2019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社论写作奖的系列社论,就是《纽约时报》的Brent Staples在2018年一年中写作的以美国历史上的种族歧视为主题的10篇作品。它总体上是一个历史反思的主题,是寻向历史深处的,但作者在每一篇中都揭示了种族歧视的历史问题在今天的回响,把那一段黑暗的历史与当下分散地发生在美国各地的新闻事件钩连起来,显示出历史与今天的关联。这样一个选题,包括它的结构和表现方式,肯定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长周期思考、策划的结果。我们在最近美国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黑人惨死所引发的抗议和骚乱中,都不难体会到《纽约时报》在2018年整个一年中那一组陆续发表的社论选题所体现的深刻性和判断力。因为它实际上切中了美国社会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从这个案例来看,好的选题,需要在对社会的深入观察和思考中寻找。结合上述案例来看,这种说法就并不是大话和空话。

 

2.   新闻评论比拼的是视角,一篇新闻评论,如何找到好的角度、立论?

答: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所肯定的前提,我并不同意。在这个问题上,曹林老师与我的看法不同,他有专门的文章阐述。我还是在此阐述一下自己的倾向:新闻评论比拼的主要不是视角,而是作者的认识能力。这包括认识的深度、广度。它们取决于作者自己具备的相关知识、经验。尽管在外人看起来表面上是与人不同的视角。但实际上,如果没有相关知识经验,也就不存在相应的视角。

      [少华按:对于这个问题,我多年前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不要迷信评论的角度》,附于文后,供大家参考。]

 

对于一个恰好对一个特定问题已经有自己独特的积累和认识的人来说,“如何找到好的角度”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他对于这个问题独有的认识,就是这个选题恰当的角度。或者说,他只是以自己独有的认识,为公众增加了一个认识角度。

而对于那些没有对一个问题有自己相应的观察、积累和思考的人来说,“如何找到好的角度”的问题则可能是发现不了的。

 

3.   关于论证,您经常使用的论证方法或逻辑有哪些?论证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答:

       人们在论证自己观点的时候,无非使用两种基本的逻辑:一种是从普遍的规律、原则或社会的普遍价值出发,论证某一个具体事物的合法性、合宜性和可接受性。这就是演绎推理。比如,生命至上的观念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价值观,那么我们在一名银行职员在面对歹徒持刀或炸药威胁时到底是应当“屈从”对方的要求还是“勇于和歹徒做殊死斗争”这个问题上,就不难论证了。在新闻评论中,那些向更为抽象、层级更高的原则寻求论证资源的评论,实际上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使用演绎推理。

 

另一种则是自己所观察到的具体事物出发,提出一个普遍性判断。这是归纳推理。这是人类所有知识的来源。但对一篇新闻评论来说,这其实要难得多。改革开放初期开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那篇宏文《实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归纳推理的典型之作。而在新闻评论中,归纳推理的使用其实考验的是作者从表面上不同的事件中洞见相同本质的判断力。2018年1月30日 凤凰网评论部发表的《城管抽梯和所长下跪,都是执法公信力下滑的病相》就是归纳推理的典型之作。

 

在新闻评论的实际论证中,归纳推理则往往配合演绎推理,用于论证演绎推理三段论的的小前提。比如,在2018年“昆山反杀案”发生之后,后来被认定为正当防卫的当事人在事发后被警方控制。微信公众号“公民于平”发表评论《让昆山砍人哥取保候审,还英雄以尊严,还法律以人性》就不仅以刑事诉讼法第51条的规定作为大前提(只要是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就可以取保候审),而且从于海明夺刀砍人致死属于防卫行为和他平时性格和善,是公认的好人这两个方面归纳得出“于海明取保候审不至发生社会危险”这个演绎推理中的小前提。

 

我自己多年前做评论人的时候,其实更多地使用演绎论证,哪怕是不自觉地使用演绎推理。而在反驳他人观点的时候,也不免使用将对方观点推到不可接受之处的归谬法。但归谬法不宜单独使用,因为它不能正面建立自己的观点。

 

演绎和归纳这两种逻辑其实适用于不同的议题。前者主要是解决舆论中的争议性问题的,它要用一个大家没有疑问的大前提来消除争议。但是,这种逻辑方法运用,其争议性往往仍然存在于所争议的事物是否包含在大前提之中,即那个事物或问题是否属于作为大提前的普遍的规律、原则或价值共识所涵盖范围。这实际上是对于演绎推理小前提的争议。此外,在演绎推理的运用中,作者诉诸的大前提是否真的无争议,作者对大前提(比如法律、政策)所表达的原则是否理解准确,也是需要注意的方面。

归纳作为一种逻辑方法的使用,往往并不是针对具体问题的争议,而是作者通过对同一类现象具体案例的长期积累、观察和思考得出的普遍性判断。这其实挺不容易的,它需要作者持有一种踏实的研究心态。我们舆论中流通的评论中,太多的是那些匆匆介入争议的作品;而较少作者通过自己长期的静观默察提出的具有普遍性的观点。这本身是舆论的缺失。当然,这样一种逻辑方法,也需要警惕“反例”的存在,即不支持自己得出的普遍性判断的具体案例。以及把在空间、时间及所依存的条件都相距太远的事物放在一起归纳。

 

4.   论据是支撑评论的观点、案例、材料,如何恰当使用论据?

答:

       从不同的论证方法来看,论据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作为演绎推理大前提的普遍性论据:比如,法律和政策条文;二是作为归纳推理前提的具体事例。

使用前一种论据需要深入地理解那些论据中体现的普遍规范本身,以及它们与文章论题、所涉具体事物的本质性的关联。

而使用后一种论据时,则需要审视从具体事物抽象出一个普遍性判断的合理性。因为即使是一个具体事物,也往往具有丰富的特点和多种属性,有一些是这个事物的稳定的本质属性,有一些则是偶然的非本质的属性。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普遍性的观点,应当谨慎避免从事物的非本质的属性中提炼结论。这需要对事物本身深入了解。不仅要看到不同一类事物之间的相同之处,还要看到它们的不同之处。警惕那些在意义的不同之处对于自己得出的普遍性判断构成反例和挑战。

 

5.   您心目中好的新闻评论长什么样?能否结合一两篇佳作分析一下好在什么地方?

答:

         我心目中的好评论,首先是为读者提供不同于一般的认识价值——这包括认识的视野,认识的深度和高度。从作者的选题及其认识层次中能够看到作者的社会关怀。此外,应当有诚实负责任的扎实论证——这包括清晰展示的推理线索和来源清楚的论据材料。再有就是真诚的、有感染力的语言表达,以及准确选择的巧妙的修辞。最好能够取得有良好的社会效果。当然最后一点往往取决于外在条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1998年洪灾过后,《中国青年报》发表的郭光东评论《国旗为谁而降》,使一个法条和观念深入人心,这已经是一篇评论难得的社会效果了。

 

比如,澎湃新闻的评论主笔沈彬是一位律师资格的职业评论人,他的评论往往能够准确地从法律的专业角度揭示公共舆论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充满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正义感。也善于深入浅出地把专业层面的见解通俗化地表达。比如,2017年,他写过一篇《“以房养老”骗局:“借款+委托售房”的套路应禁止》,作者既从专业性的层面揭示了这篇骗局规避法律的险恶动机,也能够引喻设譬,深入浅出地揭示事物的本质。

 

作者写道:

我国《物权法》明确“禁止流押契约”,即,当事人之间关于债务人届期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抵押权人)有权直接取得抵押财产所有权,是被法律明确禁止的。这是一条对债务人的“保命条款”,以防止债权人利用债务人困顿窘迫的弱势地位,谋取失衡的经济利益。而在“以房养老”的骗局中,在借款抵押合同之外,还要求老人签订一个全权委托“债主”代理处理房子的委托公证书,这是在规避国家法律禁止“流押契约”的规定。

打个比方,法律是明确禁止杨白劳还不出债时,黄世仁直接拿喜儿抵债,即便两人之间有这样的约定,也因为违法而无效。但是,黄世仁想出了一个“变通”的方式:我不直接拿喜儿抵债,而是要求杨白劳做公证委托书,在不能还债时,“委托”黄世仁全权负责喜儿的婚姻。这不是与虎谋皮吗?(引文完)

————

   上面第二段,作者利用国人耳熟能详的《白毛女》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把“借款+委托售房”套路的荒唐性精彩地揭示出来。这是对特定事物本身的深入认识与观念传播的表达技巧的有效结合。这篇文章促进了司法部明确制止这样的公证协议;也成为评论实现良好社会效果的典型案例。

 

 

6.   一名好的评论员应该准备哪些素养?如何培养?

答:

        对于社会和人的普遍关怀;包括逻辑基础和谬误辨识力的批判性思维的素养;对于公共表达的热情;成熟的论证和修辞能力。

         通过广泛的阅读,形成开阔而丰富的知识结构;通过对优秀作品的揣摩学习形成成熟的文本经验;通过包括反思和辩驳练习在内的不断的写作练习,最终形成敏锐地形成观点和迅捷成篇的实战能力。

 

7.   您还有哪些可以分享的新闻评论写作技巧?

答:

   相较于一篇评论提供给读者的独特的认识价值来说,写作技巧并不是太重要的。与其谈具体的写作技巧,我更愿意强调一些基础的写作能力的训练。比如:迅速形成全篇结构的敏感,是训练出来的。在写作中把相关性内容突出、连缀起来,把不相关的内容放弃、摈除出去的敏感,也是训练出来的。使用抽象度不同的语言把同一个道理讲清楚的能力,更是训练出来的。给自己的观点寻找一个鲜明的形象(比喻的喻体)的能力,或把整篇文章的道理置于一个形象体系之中的修辞能力,也是训练出来的。这里面已经有一些技巧的东西了,但没有基于训练的语言能力,也是无法实现的。

 

附:

《传媒茶话会》发表稿

如何写好新闻评论?有刀锋、讲逻辑、有增量

附:

不要迷信评论的“角度”

 

   我最近给校报的学生记者团做了一次评论写作培训。有同学提问:“怎样选择合理的视角写评论?”

 

这类问题其实反映了初学阶段一种普遍的焦虑,即希望通过视角的选择问题来解决认识的经验和判断力不足的问题。

 

我过去很少谈角度或视角问题,主要是担心这个问题会把认识问题置换成写作技巧问题。

我承认,对于同一个事物,不同的认识角度是客观存在的。它可能取决于这样几个因素:

 

1、个人观察与思考的开阔程度;

2、不同人群的立场、价值、认识结构差异;

3、传播竞争的求新求异的规律。

 

正是基于第二点,我们可以在媒体上看到不同视角的评论作品,使我们可以补充、丰富自己对事物的认识。这就是说,不同的角度,其实更多是在不同的人那里。

 

正是基于第三点,那些与别人的视角相同的一部分稿件,就可能被编辑枪毙掉。由此可见,“不同”和差异,在新闻传播的机制中,具有被广泛传播的优势。

 

而正是基于第三点,才促进了第一点:一个有着比较强烈的传播冲动的人,有可能更为主动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和认识事物。

 

然而,对于个人而言,角度可能并不是随意选择的。它受制于作者个人的认识能力与经验。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识、经验、心理、情感——所有构造了一个人与别人不同的那些东西,既构造了他的认识能力,也构造了他认识事物的角度。不同的角度,其实正是不同的认识。

 

《南方都市报》曾在致专栏作者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希望的认知价值,可能需要专栏作者排除自己看到新闻首先涌现出来的第一个、甚至第二个想法,穷尽到第三个,第四个,自然就能言人所未言。”

 

这一段话反映出传播者“求新求异”的焦虑,这也是观点传播的选择规律。但是,这个邮件中没有使用“角度”或“视角”这样的概念,而是用了“认知价值”。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它直接表达了本质——值得广泛传播的是认识价值;不同的认识价值,其传播的优势更大一些。这种认识价值,既可能是认识的深度,也可能是认识的广度。

 

角度问题,无非是认识问题。你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认识条件——比如,相应的知识、经验和情感、立场,也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角度”。限制人们选择角度的,其实正是这些认识条件。

 

把角度问题换成认识问题,更接近思维、写作和传播的本质。尽管“角度”确实是一个比较接近人的经验的、具有形象性的表述。但是,脱离开认识条件这样一个基本制约,“角度”也可能会扭曲事物的本质,即,对于一个作者而言,仿佛真的有不同的角度,可以供他随意选用。这正是“迷信”。

 

对于一个成熟的评论作者而言,其认识问题的角度,可能恰恰是相对稳定的,即对不同的事物往往从他自己特定的认识条件来认识,就像他的语言风格是相对稳定的一样。那么,有人会问:这难道不会显得单调吗?其实单调还是丰富,需要在一个开阔的观点传播空间来理解:一个人对于观点市场的贡献,往往在于他从自己特定的(也是稳定的)认识条件出来,对具体事实的认识。

 

比如,两个月前北京大学授予几十位中学校长“推荐权”。人们本来期待这一制度会帮助一些“偏才”迈过高考统一的门槛进入大学,结果校长推荐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全才”。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结果?有从整个中国教育体制、教育生态的角度来论述中学校长的心理及其限度。这看似是“角度”问题,其实是认识和经验问题,如果没有对中国教育体制和生态的深刻体察,也就没有这样的角度。在这个议题中,旅美学者薛涌以一篇《校长实名推荐制,不是改革而是反改革》一语惊人,指出北大此举意在“掐尖”。他的这个判断,也不是角度问题:美国高校曾经有过的争夺生源的案例,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曾经采用,后来在舆论压力下被放弃的做法,都构成了他认识这个事物的条件。

 

提高自己评论的认识价值和传播价值,不在于写作时选择一个“更好”的角度,而在于平时通过观察、思考来积累自己的认识条件。(原载《新闻与写作》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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