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青铜时代的王者怎样从荣耀走向衰落?

铲史官 铲史官 20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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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聚焦:商朝灭亡是因为纣王残暴吗?
 
战国中期的某一天,齐宣王向孟子询问武王伐纣的历史,孟子回答道:像商纣那样破坏仁义的人,应该称之为独夫,所以武王伐纣不是臣子弑君,而是诛杀独夫。
 
孟子私下里又说过,他并不相信《尚书·武成》篇中关于牧野之战“血流漂杵”的记述。他认为,仁人无敌于天下,仁德之君讨伐昏暴之君,战况不至于那么惨烈,不应该流那么多血。孟子的言下之意,商朝覆灭的主要原因在于纣王的残暴不仁。
 
可是,流传至今的《尚书·武成》,是东晋人伪造的,并不是孟子所见到的篇章。所以我们无法通过史料判断,牧野之战是否真的血流漂杵。不过学者们认为,《尚书·牧誓》真实可靠的成分比较多,是今人了解那场战争最原始可信的材料。
 
《牧誓》是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前,对伐商大军发表的动员讲话。按照战争动员讲话的一般套路,应该大肆宣扬敌人的罪恶,以证明战争的正当性、必要性。那么《牧誓》中,周武王列举了商纣王哪些罪行呢?主要有三条:听信妇人之言、不认真祭祀、不重用亲戚而任命逃犯做官。

然而,当我们结合殷墟出土文献,再对照商周两族的文化差异,就不难看出,以上三条并不能作为伐商的正当理由。
 
首先是听信妇人之言。周武王为了加深听众的印象,甚至还用了母鸡打鸣的比喻。可是,商朝妇女的地位本来就很高,武丁让妇好指挥作战、主持祭祀,商朝却并没有因此而衰败。而周族是宗法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纣王听信妇人之言,在周族人看来是非常离经叛道的。
 
其次是不认真祭祀。商朝人原本很迷信鬼神,可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但是从纣王的曾祖父武乙开始,商朝开始呈现出政教分离的趋势。《史记》中记载,武乙制作了一个象征天神的人偶,并跟它赌博,如果“胜天半子”,就对人偶加以侮辱;又用皮囊盛血,悬在高处用箭射破,称之为“射天”。这些疯狂之举,可能是王权想要摆脱神权的某种变革尝试。从甲骨文和殷墟祭祀坑的年代来看,武乙之后,用活人祭祀的规模明显比以前更小了,甚至要小于西周早期,这也许就是周武王认为纣王不认真祭祀的真正原因。
 
再次是不重用亲戚,选拔身份低贱逃犯为卿大夫。然而,任用地位低贱的人做官,并非纣王的独创,商朝初年的权臣伊尹是烹饪食物的奴隶出身,武丁时期的贤相傅说,原先是从事筑城苦役的罪犯。当时奴隶逃亡很常见,其他部族的奴隶、罪犯逃到商朝,获得了自由,其中一些贤能者也能被选拔为官员。所以,商朝选官并不是只看重社会地位,王族亲戚的特权也十分有限。
 
而宗法秩序森严的周朝则截然不同,与周天子血缘越亲近的人,地位越高贵;与周天子血缘越疏远,等级就越低贱,而且卿大夫的职位是可以世袭的。所以在周族人看来,不重用王族亲戚为官,是很严重的罪过。
 
另外,如果把《尚书》中所有提到的纣王罪状综合来看,他最大的问题莫过于酗酒。可是酗酒也并非纣王一人的过错,而是当时的风气。商朝青铜器中的尊、壶、罍、彝、卣、爵、觚、觥、盉、觯、角、斝……等等,都是用来盛酒、喝酒的器皿。所以周公姬旦作《酒诰》,要用死刑来限制人们饮酒,因为饮酒已经是普遍性、深入骨髓的癖好。
 
或许是后人读到这些罪状,觉得不过瘾,似乎觉得武王伐纣的理由不那么充分,既然周武王是仁君的楷模,商纣王也必须树立成暴君的典型,于是纣王的形象被后人越描越黑,久而久之就成了《封神演义》中大众所熟知的那个坏得直淌水的大反派。
 
顾颉刚先生写过一篇《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他发现史书上纣王的所有罪状,有70多项是周朝以后逐渐添加的,其中战国时期增加了20项、西汉增加21项、东晋增加13项,一些剧情也越写越夸张,比如汉朝人说鹿台高一千尺,晋朝人便加到一千丈。想象一下,纣王为了聚敛财宝、酗酒宣淫,竟然还要爬到一座几千米高的台子上去,显然不合情理。顾颉刚还认为,比干很可能不是被纣王剖心而死的,而是去调停商周战争,调停失败后,双方开战,比干死在了乱军之中。
 
既然不是帝辛的罪恶导致了商朝的灭亡,那么商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是军事方面的原因。商朝对东夷的战争,消耗了国力,还导致商朝都城兵力空虚,被周族趁虚而入。《史记》记载,牧野之战两年前,周武王有过一次试探性的军事行动,周军到达河洛地区后,其他部族不期而至者,有八百多个,但是武王认为时机尚未成熟,班师西去。因为商朝的武力依旧强大,如果与商朝常备军硬碰硬,并没有必胜的把握。后来商朝之所以倾巢远征东夷,而没有对周族加以提防,是因为文王姬昌之前的示弱策略,成功骗取了帝辛的信任。
 
其次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商朝自祖甲之后,昏君辈出,统治集团日益腐化,造成社会矛盾激化,奴隶、平民怠工、逃亡以及武装暴动不断发生,统治危机直到帝辛继位后也没有得到有效缓解,这就直接导致了牧野之战的倒戈。另外,帝辛大规模起用地位低贱的人做官,造成了统治集团的分裂。虽然帝辛之前的先王也起用地位很低的人,但可能做得没有帝辛这么过分,把王族亲贵完全晾在一边。统治集团成员的出逃,一方面削弱了商朝的实力,另一方面可能为敌国带去了商朝内部最核心的机密,所以周武王才能准确把握伐商时机。
 
所以,商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并非帝辛个人的失德,而在于商朝末期的几位君主在政治、军事上的一系列失策。周族伐商的原因并非帝辛残暴不仁,亟需解民倒悬,而是为了替先王复仇,顺便夺取盟主宝座。
 
另外,气候变化也可能是商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商朝是中国历史上气候最温暖的时期,中原地区热量充足,雨水丰沛,植被茂盛常绿,一年四季动植物资源都十分丰富。因此商朝人虽然主要靠种植业获得食物,但只要春天播下种子,就不用太担心收获,况且狩猎、采集也能糊口。
 
正因为商朝人民用不着花费大量时间和力气去耕种,所以女性在体力上的劣势不是很明显,社会地位与男性相比并不悬殊;所以商朝能经常发动对外战争,不必顾及耽误农耕;商朝人可以在青铜器、玉器工艺上精益求精,不必忧虑饿肚子;可以陶醉在酒香中,不必担心酿酒浪费粮食。
 
而黄土高原上的周族人,生存环境要恶劣得多。所以周族以农耕为立国之本,正如《豳风·七月》中描述的那样,人们要一年到头忙于稼穑,才能吃饱饭。可是随着气候逐渐变冷,狩猎、采集和原始种植业收成越来越少,周族人精耕细作的生存方式就体现出了优势。而在农事上不甚用心的商朝人,经济状况大不如前,统治者却继续穷兵黩武,必然会导致国势衰弱。所以周族克商,也存在着某种必然性。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孙淼《夏商史稿》,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顾颉刚《古史辨》,陈年福《殷商甲骨文摹释全编》,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张岂之《中国历史·先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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