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旅:在人民共和国的日常经历(八篇)

东方历史评论 东方历史评论 2020-06-11

撰文:[美]毕克伟 等

翻译:卫民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编者按】2018年年末,来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讲学的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汉学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毕克伟(Paul G.Pickowicz)教授向《冷战国际史研究》推荐了即将在美国出版的,由他和另外两位中国问题专家莫捷明(Jeremy A. Murray)、林培瑞(Perry Link)主编的著作:《中国之旅:在人民共和国的日常经历》该书收入了一批知名的研究中国历史、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对自己出访中国时所遭遇的事情及其心路历程的记述,时间跨度为1971年至2016年。


《冷战国际史研究》选取了一组事关中美关系解冻之初至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经历的文章,共八篇。每个故事的篇幅都不大,但却涉及了这个时间段内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司法等各个领域。


[美] 莫捷明、林培瑞、毕克伟主编:《中国之旅:在人民共和国的日常经历》(Jeremy A. Murray,Perry Link, Paul G. Pickowicz eds., China Tripping: Encountering the Everyda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Maryland: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Inc., 2019)一书封面。


1



脏内衣

(1971)


[美]毕克伟

那是1971年的仲夏,我和几个在香港全年研究中国课题的美国大学的研究生去中国转了一圈。我们这个团有男有女,都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不但有激情和政治觉悟,而且都是越战中坚定的反战分子。作为研究中国课题的学生,我们对毛时代的中国充满好奇,特别是对1949年后能成为首批拿到去中国签证的美国人感到荣幸。鉴于那时美中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我们都把自己当成了美中民间交流的亲善大使。

与同龄人一样,我在大学和读研时,恰逢20世纪60年代争取和平、人权和反传统文化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我们鄙视精英,追求平等,至少从理论和实践上,学生运动推动了男女平等,种族平等,各国人民平等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我们为能与这个世界的受压迫者站在一起感到自豪。

在那个炎热的夏季,当我们踏上那个经过精心安排的中国之行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映入眼帘的莫不是反映那个时代主题的口号和标语:“反对官僚主义”“反对铺张浪费”“反对欺压百姓”“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这显然正是接待方想向我们传达的信息。

作为回应,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表明我们普通美国人并不好战,我们也追求和平,追求平等,那种冲动甚至让我们这个团的成员都想做点什么,以表达我们绝不仅仅是口头说说,如果谁要有意无意地“摆架子”,我们就会提醒他。

比如我吧,我决定自己洗自己的衣物,包括袜子和内衣内裤。自己的衣物不送出去洗,这件事本身就是不铺张浪费,就是政治。我怎么能让酒店服务生洗我的内衣内裤呢?影响多不好,所以我要靠自己。

可接下来我遇到了两大难题,一是我一个穷学生哪有那么多衣服,脏的来不及洗怎么办?二是我们革命的中国行从广州出发,然后是上海、苏州、南京,一路上又热又潮,虽然我每天都坚持自己洗自己的衣物,但酒店都没空调,所以很难晾干,我只好把它们先叠起来带在路上(至今还感觉能闻得到它们的馊味),到我们住进北京新侨饭店时,我的麻烦来了。

在那个年代,酒店里通常冷冷清清,除了服务员,几乎没有客人,不过饭店餐厅除外,新侨饭店就是一座这样的饭店。由于我太需要干净舒适的内衣内裤了,所以一天清晨,我把散发着馊味的衣物装进一个袋子,从我住的二楼悄悄地往楼上走去,看看是否有服务员,我希望不会被团友们发现。

我找到四楼,楼道里空空荡荡,客房都关着门,连服务员都看不到。突然,我发现在楼道尽头有间客房的门是开着的。我轻轻地敲了两下,然后提着我散发着霉味的衣袋慢慢地走了进去。里面站着或坐着的五六个姑娘诧异地看着我,没有人说话。我觉得很尴尬,嗫嚅着用中文说道:“很抱歉,我住在216房间,我不想打搅你们,只想把这个衣袋留下就走,你们慢慢洗,不用急。”我很得意地溜了出来,看来我的团友没人知道我做了什么,所以他们也不能指责我有利用别人的行为。

我们那天的行程安排得很满,在走访了一家又一家的模范革命单位,与众多英雄模范会谈后回到饭店,然后又是在那个只有我们的西餐厅里吃晚饭。这时候,我注意到陪同我们的一个姓李的年轻女士,正站在餐厅一侧向我招手。我走过去,发现她提着一个袋子,那不是早上我送去四楼要洗的衣物袋吗?“我的衣服洗好了?怎么交给她了呢?”我有点纳闷儿。“万一被团友发现不就糟了吗?”不过当我走的离她越来越近时,我敢断定,那堆无法言表的东西是被原物送还了,因为我闻到了越来越浓的馊味。

李问得很客气:“今天早上是你把这堆脏衣物留在四楼的吗?”

“是的,我把它交给了服务员。”

“她们不是服务员,”她一边说着,一边把那个装着馊衣物的袋子交给了我,“她们是来自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革命游击队员妇女代表团。”


毕克伟


(毕克伟(保罗·G.皮克维克兹,Paul G.Pickowicz),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历史系与中国研究系特聘荣誉教授、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基金教席教授。)


2



中国不是天堂
(1971)

[澳]陈佩华

我是20世纪50年代香港一个中低收入家庭长大的孩子,父母只受过中学教育,不讲政治。我上的是一所反共产党的天主教教会学校,要我们这些小姑娘也信奉天主教。我们受的是以考试为目的的填鸭式教学,让我们对香港与中国历史的理解是,到1911年就完结了,因为殖民地下的高考从来不问有关1911年以后的历史。我上香港大学修的是地理课,有一课中国地理,学到的是中国的山山水水,我做了大量笔记,死背,来应付三个钟头的毕业考试。上大学前,我就像一张白纸,从没听说过什么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香港学生一样,我不看与考试无关的东西。在我朦胧的概念里,中国一定是个可怕的地方,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穷得什么都没有,孩童时知道的只要有亲戚去那边探亲,他们总会把我们不穿的旧衣服成捆成捆地带过去,还有灯泡。那边居然连电灯泡都没有!?

我爸爸有十二个兄弟姐妹,其中有像我爸爸这样战后留在香港的,也有在抗战时去中国打仗留在那边的。很多年后我才明白,留在中国的有相信社会主义的倾向,所以留在那边为祖国服务,但他们中很多人却因为自己的信仰和爱国而陷入了贫困。当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们因有香港背景,成了政治上的怀疑对象。

我在香港有个四姑姐,从50年代起就经常去中国探望她的兄弟姐妹,每次回来都说他们在那边过得不错,可香港这边的兄弟姐妹谁都不相信,私下里还说她是个共产党。除了四姑姐的喋喋不休,在香港的大家族亲戚间都不谈在中国的亲戚的情况。我想我父亲的态度是:活该,谁让他们抗战后不回香港呢!

“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当从报纸杂志上看到那些被殴打致死后腐烂的尸体(还有被捆成串的尸体)顺着珠三角的西江漂流到香港的照片后,我对中国的印象更差了。每次去浅水湾游泳,我都怕撞上那些尸体,只好不停地安慰自己,这里是香港岛最南端的海滩,应该不会,应该不会。

1970年,我在加拿大约克大学通过地理硕士的考试回到香港,之后结识了几个在香港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研究生。他们当中的几位是“关心亚洲学者协会”的成员,赞助他们的是一家美国的“反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非政府组织。应中国政府邀请访问中国,还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在那个几乎没有美国人能去中国的年代,他们把自己当成了开拓者。当时他们刚访问完中国回到香港,都很兴奋,对新中国大唱赞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无论他们在酒店遗弃什么,钱或不起眼的小东西,中国人都会追着他们尽数奉还。由于我对中国的认知基本是个空白,也搭不上话,只是感觉他们的经历与我对中国的印象很不一样。

我男朋友乔纳森(Jonathan)当时是《远东经济评论》周刊的特约记者,那些美国朋友中国行的兴奋劲还没过,他就以第一位美国记者的身份应邀去广州交易会采访。他走那天,我想我不能等他回来告诉我中国有多好,我也得自己去看看。所以,我去找我的四姑姐,她对中国有好感,在那边有熟人。我拿到一个远房亲戚的名字和地址,她曾经是我爷爷辈的一个亲戚的姨太太,住在广州。我怕父母反对,没敢告诉他们,反正我去两天就回来了。

我先坐火车到罗湖,这里是香港去中国的最后一站,然后在中方边检站出示了我的香港身份证。那些边检官员不但不放我过去,反而走马灯似的向我提出了一个个问题:你为什么来中国?为什么身份证上的身份是英国而不是中国?我傻了,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去看谁?他们反复查看着我的记录本,指着上面的名字和地址要我讲清这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干什么的?一个人过来问了又一个人过来问,都是同样的问题,问的我真傻了,那是我这辈子也没有过的经历。最后,他们总算放我过去了。直到今天我都没明白,为什么是我,被卡在那受到了无休无止的盘问?

一过边检站,呈现在我眼前的是四处飘扬的红旗和随处可见的标语口号,还有就是火车车窗外闪过的一片片破旧低矮的房屋建筑。我从加拿大回香港时,曾单身一个人从陆路转道土耳其和伊朗,那边的贫穷落后都比我眼前所看到的要强百倍,更别提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的香港了。

火车于黄昏抵达广州后,我找到那位年迈的远房亲戚,一位与人合住在一栋简陋的房子里的枯瘦的老太太。她一见到我好像很紧张,生怕有人看见,在急匆匆地把我让进她那间墙壁上渗着水印,天花板上破了个大洞的小黑屋后,就找了个借口出去了。她回来时身边多了位穿制服的人,我跟着那人到了附近一个什么地方,刚坐下,那人便向我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他的问题与我在边检站被反复盘问到的问题大同小异,我这才意识到我是被警察带到当地的派出所了。

然后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幕。他们把我带到一间又脏又昏暗的大屋里,我定了定神,才发现里面睡了很多人。他们指着一张床对我说:那是你的床。

第二天一早,我这个从香港过来的年轻游客,坐上一辆三轮摩托车,由一个警察陪着去了一个公园(好像是中山纪念堂)。我在里面瞎逛了一圈,因对中国历史一窍不通,又不想在这个充满敌意的地方再待下去,更不想在那张让人恶心的床上再睡一夜,于是我当天就打道回府了。

那是我第一次去中国,满打满算不到24小时,却让我对中国的印象更恶劣了。我想我可以对那些来自美国的中国通和我的男朋友谈谈我对中国的看法了!

后记:我的中国之行恰逢那边“一打三反运动”最黑暗的时候,我那个被划成“黑五类”的年迈的远房亲戚,在过去的20年中很自然地就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我的突然出现,正好印证了她的资产阶级海外关系,所以她很害怕。我四姑姐真是瞎了眼,还是我爸爸对,中国好坏关他什么事?时过境迁,当我像我的美国朋友一样成了中国通后,车窗外闪过的那些景象、我受到的盘问、老人惊恐的眼神,以及她可怕的居住环境,都对我认识毛时代的中国产生了无法磨灭的印象。


(陈佩华(安妮塔· 陈,Anita Chan),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中心《中国研究》杂志(The China Journal)联合编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珊瑚钟亚太事务研究院(Coral Bell School of Asia Pacific Affairs,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政治和社会学系客座研究员。)


3



第三世界的留学生
(1977)

[美]郭丹青

1977年秋,我认识了几个语言学院的非洲留学生,他们人很好,但总的来说在中国过得不太愉快。比如那些乌干达学生,他们申请的都是要拿学位的,乌干达教育部也是这样承诺的,但到中国后,却发现只能拿到毕业文凭,这对他们毕业后无论去哪读研或考博都很不利。我1977年9月5日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非洲留学生的世界观跟来自第二世界的留学生完全不一样。我们是非常想要在中国留学,而他们则大部分是想去欧洲留学。通常是他们申请了留学,然后被派往中国去了。在四或五年的专业技术课前,他们会先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一或两年。对于中国的种种限制,我们由于很高兴有机会来中国,故而就能够忍受;但是因为中国对他们来说没什么特别的,所以对那些限制和官僚主义就非常不满。有一位非洲学生曾跟我说,“这里没有乐趣。”

有一天,我去北京语言学院女生宿舍看一个朋友,我们几个在她的宿舍里聊天,门开着,一个住在同层的朝鲜姑娘正好路过。我们发现她会拉手风琴,手风琴接着就出现了。太棒了,能拉首歌听听吗?不过抱歉,一定要拉我们都熟悉的歌呀(我们的意思大概是指类似于《红河谷》的歌,当时好像在全亚洲很流行,就像红蓝白线条的塑料袋子,或姑娘们拍照时摆出的V字手势)。没问题,她应下了。可她要拉的《金日成将军之歌》却让我们都傻眼了,“我们谁也没听过呀!”“没听过?”她惊讶地张大了嘴。在她的成长环境里,一定以为整个世界都把这首歌挂在嘴边上了吧?


(郭丹青(唐纳德·克拉克,Donald Clarke),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School)教授。曾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教授;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Duk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纽约大学法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UCLA School of Law)客座教授。专门从事现代中国法律研究,尤其关注中国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经济改革带来的法律问题等事项;曾担任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参考https://www.usaid.gov/、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等机构的中国法律事务顾问;是纽约州律师协会(New York State Bar Association)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成员。)


4




权力的运作
(1978)

[美]郭丹青

在中国的两个经历,让我明白了在中国权力是如何运作的。

第一个经历发生在1977—1978年,我把它归纳为“事先要求许可不如事后要求原谅”。那是有关一个对中国的庙宇和古建筑有浓厚兴趣的加拿大留学生的故事。在那个年代,北京和很多城市都有“外国人止步”的禁区,而这个加拿大留学生感兴趣的庙宇和古建筑通常都在禁区之内。他可能明白,如果申请批准去考察那些地方,肯定会被拒绝;即使允许的话,当局也要派人陪着,如果出问题,那个人还脱不了干系,所以没谁愿意陪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就采取干脆不理那些禁区的警示的方法,一旦被抓,也总是谦卑地认错,发誓绝不再犯,却又屡教不改,屡次谦卑地认错道歉。校方容忍了他的行为,或许还有些欣赏,学期结束时,他居然获得了“三好学生”的称号(所谓“三好”是指德、智、体好)。

第二个经历发生在1978年5月4日北京大学八十周年校庆大会上,与名义和实际上的地位有关。即将成为北京大学校长的76岁的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在讲话前,要求我们这些外国留学生注意会场秩序,不要交头接耳。主席台上他身边坐着的是党委书记周林,一个66岁的1949年前一直从事政治保卫工作,之后却在政治旋涡中几起几落的老革命。在周培源讲话的过程中,他就没停止与身边人的谈话。大家不光能看到,而且由于麦克风没有关掉的缘故也能听到——虽然听不大清楚,却仍然构成了对周培源讲话的干扰。我当时不大明白正在发生着什么,但毕竟觉得此情值得写进我的日记。到了现在,我看了一些关于人类学的著作才清楚了:周林是在向周培源和所有在场的人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他,才是北京大学的第一把手。


(郭丹青(唐纳德·克拉克,Donald Clarke),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School)教授。曾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教授;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Duk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纽约大学法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UCLA School of Law)客座教授。专门从事现代中国法律研究,尤其关注中国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经济改革带来的法律问题等事项;曾担任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等机构的中国法律事务顾问;是纽约州律师协会(New York State Bar Association)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成员。)



5



新一代的新闻人
(1978—1981)

[美]斯蒂芬·R. 麦金农

1978年到1981年,我和太太贾尼丝·R. 麦金农(1943—1999)带着我们的两个孩子,以外国专家的身份受聘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但我的实际工作单位是《人民日报》国际部。我在那儿给30个有背景的年轻人教英语,他们是20年来《人民日报》的第一批驻外记者,学成后将被派往讲英语的国家。贾尼丝的工作单位在新华社,负责给英语新闻把关润色。

我们先是住友谊宾馆,那是50年代在北京城西北为苏联专家建的一座有很大院子的宾馆。一年后,为了离孩子的学校近一些,我们搬到了《人民日报》重建的一片宿舍区。那原是一所大学的校园,“文革”中受到破坏后就荒废了。院子里的建筑太破了,很多都被附近的工厂当成了仓库。我的学生们住的所谓宿舍是个两层的老楼,他们住二层,一层是马厩。我们吃饭的餐厅也是临时的,就设在旁边一座惨不忍睹的楼内。说实话,中国太穷了,不但缺乳制品,一到冬天,连青菜都吃不上。基本生活供应全要配额,热水都成了只有我们这些外国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以至于我的同事们常跑我家来品茶或洗个热水澡。唯一的个人交通工具自行车也要凭票购买,谁想买都要请我们帮忙(外国人的待遇),当然是他们自己花钱。

我和我的学生们朝夕相处了两年,他们来自有背景的官员家庭,差不多已是不惑之年了。据说他们经过筛选,中文和基础英语的底子都不错。他们看上去很平常,衣着朴素,与普通工人没什么两样。他们一边在我这儿进修英语,一边在社科院完成硕士学业,同时也在为《人民日报》撰稿。他们每个人都配有一名高级记者做他们的导师……(注:此处本刊有省略。——本刊编者注)我后来听说1979年到1982年是中国新闻界改革试点的黄金岁月,如果是真的,还会不会再有这样的岁月呢?

…… ……(注:此处本刊有省略。)

那个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聘用的外国专家并不多,所以每逢有新人调入社科院,我都有幸成为茶话会上的特邀成员。很多新调入社科院的人是50年代的右派,恢复名誉后从各省回到北京。比如从30年代就号称党的“文化沙皇”的周扬当了社科院院长,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当了外事局局长,“文革”前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当了党委书记,(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扬于1977年至1980年3月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光美于1979年后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梅益于1979年10月至1985年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领导班子,真可谓群星璀璨。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茶话会,会场里摆了很多桌椅,与会的有好几百知名学者,我坐在周扬旁边。会上发言很热烈,85岁高龄的陈翰生也不客气地谈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科学。会议开到一半,周扬走上讲坛,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台下听众很多都是他熟悉的人,1957年就是他把他们都打成了右派,毁了他们的人生,而他自己也在“文革”中遭受了厄运。随着他的讲话变得越来越激动,越来越愧疚,他突然讲不下去了。他含着泪水回到座位上,一把抓住我的手,一言不发地抓着我的手就那么坐着。与会者面面相觑,会场里一片寂静,那一刻,我似乎感受到一个强人总算对公众做出了忏悔。

(斯蒂芬·R. 麦金农(Stephen R. MacKinnon),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


6



买袜子
(1979)

[美]林培瑞

1979年到1980年,我和妻子住在广州郊区的中山大学。校方任命几位外事科的工作人员陪我们做事,负责我们的生活需求。但我们发现,在我们提出要求后常常得拖一阵子才能听到回音。往往是等的时间要比自己去做一件事情的时间长得多。

有一天,我想买双袜子。问了外事科的陪同:“怎么样?行不行?”
“我们先研究研究。”他们答道。

过两天没有消息,我又问,“袜子的问题……?”

答:“我们还在研究,想帮你们安排一部车。”

“车呀?”我有点儿惊奇。“不需要。搭公共汽车,骑自行车,我都行。”

我那年有一辆“飞鸽牌”的自行车。那时候在中国买自行车是需要购车票的,我能买一辆是因为外事科的陪同打了报告,上级部门批准了,说林培瑞可以买自行车。那天看着我的车,我心里想,“我知道百货公司在哪儿,也知道路怎么走,骑个车进城不就完了吗?”

我骑着车进了城,买了袜子。

过了几天后,我把这件事儿告诉了一位朋友,是中文系的年轻教师。

“希望我没让外事科的人感到尴尬。”我说。

“相反,”朋友说,“你让他们放心。”

“怎么?”我没懂。

“买袜子对你来说是轻松随便的事情,但你跟外事科提,在他们看来,就变成了外国人的正式要求,他们得正式处理。万一出了问题,他们得负责任。为了躲避责任,他们请示上面,这样出了问题就不是他们自己的责任了。你不知道你那双袜子走了多少层的程序。这当然需要时间。”

“好家伙!”

“但你干脆自己去买,不问‘可不可以买?’他们没有包袱,松了一口气。”

林培瑞

(林培瑞(佩里·林克,Perry Link),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Riverside)教授现代中国文学。)


7



游客之死
(1979)

[美]莫里斯·罗萨比

1979年2月,我应聘一家旅行社,在几乎没有美国人去中国旅游的时候,带着一个旅游团去了中国。这个团的游客都很活跃,也很有学问,其中包括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著名的汉学家昌西·古德里克(Chauncey Goodrich),因此我们之间的互动和话题非常广泛。由于那时去中国就像是去探险,所以这个团不但费用高,每个人还要出具一份健康证明。当我们在两位中国导游的精心安排下,一路上没人感觉是受罪时,我们都认为旅行社的告诫有点危言耸听了。

我们在北京、西安、洛阳游览了所有预定的项目,甚至没放过那些我们感兴趣的景点。在抵达上海前,我觉得一切还不错,但也注意到团里一个成员咳嗽得越来越厉害。我在西安问过他要不要去医院,他谢过我后说他有药,问题不大。当我们一到上海,他的状态就显得很不妙了。晚饭后,他敲开我的门,说他必须回美国。我表示可以安排他去医院,但他坚持要回家。

这可难住我了,我们办的是团体签证,就是说,这个26人的旅行团必须整团进出。第二天,团里其他成员继续他们在上海的游览,为了给这位生病的团友办理个人签证,我和其中一个导游往公安局跑了几乎一整天。那天下班前,我们办好了他的个人签证,晚上送他上了去广州的飞机,第二天一早他就可以回家了。一天的紧张过后,我和导游为了犒劳一下自己,一起去吃了一顿大餐。

次日一早,刚吃过早饭,又有人敲我的门。中国旅行社上海分社的总经理助理一进来就要我穿好衣服,带好行李,通知我立即飞广州。那位生病的团友,岂止是咳嗽和感冒,而是在即将登机回国前的一小时左右,病死在了广州机场。那位总经理助理把我送到上海机场,我上了一架算上我只有两名乘客的飞机。不管此前中国官方的安排是否毫无瑕疵,至少从那时起,他们表现得相当完美。

当时,旅游业在中国刚刚兴起,官方显然不想为游客的死背“黑锅”,因为任何有关来华旅游是否安全的疑虑,都会对中国旅游业造成极大伤害。他们在上海立刻加派导游和助手,为仍在观光游览的其他成员提供服务,以防意外。与此同时,中国旅行社广州分社和当地政府希望我同意他们对死者进行尸检。没有死者家属的同意,我当然不能答应,结果他们要我一边联系家属,一边待在广州,直到有了结果。没办法,我只好从死者的身份信息中找到他太太的电话。那时在中国打国际长途非常难打,经过漫长的等待,我总算打通了电话。我小心翼翼地告诉她发生了什么,她的反应却让我意外,原来她患有老年痴呆症,根本不懂我在说什么。

我必须找到他的家人。于是,我给我的旅行社打电话,希望他们能帮我查查,却因为那天是总统日,都放假了。他们没给我意外情况下的联系电话,我是个新手,出发前也没想到要。如果美国在中国有使馆,我可以把这件事交给使馆,但可惜没有。(注: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确定: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参见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页。)我走投无路了,只好打电话给我太太,希望她能帮我找到死者家属。她给国务院打电话,给红十字会打电话,终于找到了死者的儿子。我把电话打给他儿子,可他就是不同意尸检,直到我绝望地请他自己来中国解决这件事,他才同意。我把家属意见转达给中方,他们松了口气,作为答谢,又请我吃了一顿中式大餐。

大概深夜两点,我听到敲门声,肯定不是做梦,晚宴上他们不停地请我喝酒,我也只喝了不到两杯。我打开门,一名当地官员生气地问我,怎么不告诉他们那名死者的体内植有治疗癌症的放射钯?他意思是做尸检的病理医生受到放射线影响,我必须帮他们搞清死者体内植入了多少。我只好又给死者儿子打电话,他一边抱歉,一边告诉了我。我终于明白,为了这趟中国行,那位死者隐瞒了他的病史,连命都不要了。

之后,当地政府又要我帮他们清理死者遗物(他们不想被人当成是贼),包括现金和支票,确保没有遗漏。做完这一切,也不管我愿不愿意,非要我和他们去火葬场确认死者,然后火化。我做不了这个主,只好又给死者儿子打电话。由于当时在饭店打国际长途必须付现金,我几乎花光了我的现金。不管怎么说,他儿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总算答应了。我如释重负,该做的都做了,不会再找我的事了吧?

让我意外的是,中国旅行社和当地政府决定在我们这个团的其他成员到广州后,给死者举办一个追悼会。更意外的是,居然由我负责起草一份悼词(要知道我几乎不认识他),这不是逼着我瞎写吗?那天晚上,我们这个旅行团抵达了广州,第二天一早,就都被拉到一座被鲜花翠柏簇拥的殡仪馆。他们要我们每个人佩戴上黑纱,灵堂正中,悬挂着一幅从死者的护照上翻拍的,实在让人不敢恭维的大照片。先是广州市委书记,然后是当地旅行社领导发表了一通枯燥的讲话,轮到我了,我的悼词大意如下:

我们相处的这些天里,XX先生的中国行一直是个谜。他都病成那样了,还不远万里地跑出来干吗?既然现在已经说不清了,我认为,他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是在家待腻了,跑出来转转。出来转转不但能开阔我们的视野,还能忘掉每天的账单,不再为孩子的学业操心,也不必省吃俭用地过日子了,他一定是这么想的!另外,他之所以踏上这趟中国之旅,把自己置于公众的视线中,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在自己那个渺小的世界里活腻了,而是渴望了解古老的中国,以及中国在过去30年里发生的变化。就在上周三,他还告诉我,那些我们所参观的古老建筑和中方的好客,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为世界大家庭成员,我们跑出来转转就是为了证明我们与其他种族、民族没什么两样,无论我们来自美国、波兰、中国、阿拉伯,还是美拉尼西亚……在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笔下(抛开他犀利的笔锋和疾恶如仇不说),即使那些最挑剔的读者,都是我的亲人和兄弟。这说辞很老调,却反映了我们的内心。XX先生正是有感于此,才在我们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发现了很多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很勤劳、真实、尽职,同时又不失幽默。

XX先生的中国行圆了他的梦,他是幸福的。虽然他的离世对他的家庭和我们大家,以及接待我们的中方主人来说都是个不幸,但他是笑着走完了他的人生的。如果他知道他的中国行是在美中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前夜,(注:中美两国于1978年12月16日发表《中美建交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公报》生效,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参见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页。)他一定会感到欣慰,一定和我们一样,希望美中之间能世世代代地和平友好下去。

追悼会后,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没想到在广州火车站,当我们登上去香港的火车时,中国旅行社的代表把死者的骨灰盒交给了我。在洛杉矶机场,我把它交给了我的旅行社,然后转交给了死者的家属。

他儿子至今都没再理过我。

(莫里斯·罗萨比(Morris Rossabi),美国纽约城市大学(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和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

本文由《冷战国际史研究》授权刊发,主编:李丹慧。原文载第27辑,2019年夏季号,世界知识出版社。原标题为《遇见中国·熟悉中国》。


8



单身宿舍
(1979)

[美]舒衡哲

1979年3月初,我在北京大学办理入住手续时,不知动了哪根筋,居然没把校规放在眼里。其实只要不是白纸黑字的要求,我通常都按自己的理解,我行我素,但我不会无视像颐和园后山那些用中、英、俄文公告的“外国人禁止入内”的警示,因为我曾在闲逛时遇到过麻烦。我挑战的,不过是在中西学者交流的早期,一个西方学者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的所谓规章制度。

1979年2月,作为第一批人数不多的访问学者,我的美国同学都想和中国学生住一个宿舍,好像只有那样,才能深入了解“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我是个例外,我不想和中国人住一起,我要住单身宿舍,这是他们还在语言学院被“隔离”,而我先于他们进入北京大学时就做出的决定。

与其他美国学生相比,或许因为我在共产主义的罗马尼亚长大,与人合住得太久,才渴望清静。当我们这批交换生都想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只有我例外时,我的任性显然背离了我们作为第一批交换生,通过广泛接触,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界的初衷。

其实我的固执不全是为了隐私,出于本能,我是受不了1979年3月弥漫在北京上空的风沙和污染,更怕和他们在一起会染上虱子、臭虫、传染病,所以无论如何,我一定要住单身宿舍!

尽管那时北京并不流行“独身”,但我是那批交换生中唯一有博士头衔的交换生,北大外事办只好给了我一间单身宿舍。我的美国同学都认为,我是在给美中友好抹黑,可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1979年3月12日,我一搬进25号宿舍,就精心地装点起我的小屋(与那些6—8人一间宿舍里读研的中国学生相比,我的女生宿舍不但有卫生间,还能每周洗次热水澡)。为了给屋里添点灵气,我先去买了三盆花草,又挂上一幅罗马尼亚风格的壁毯(算是我从美国带来的唯一能勾起乡愁的见证吧),以此提示我的客人,虽然我的身份是美中交换学者,但我的根不在美国,而在与共产党中国相似的罗马尼亚。

宿舍另一面墙上挂的,是我从书店买来的一幅鲁迅名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条幅。我不记得是没找到,还是没想到挂上他这首诗的上一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了,不管怎样,每当校方来我这走访看到那幅字时,都会夸上两句,似乎忘了我的所作所为与“横眉冷对千夫指”何其相似。

看来我“叛逆”得漂亮,就在这两张单人铁床夹着一张书桌的小屋里,我可以每天,随时随地接待我的老师和朋友了,哪怕有人在盯着我们,在偷听,在嚼舌头。只要关上门,我们就能变得越来越心心相印,而且随着我中文水平的提高,我也越来越体会出什么叫“此处无声胜有声”了。

说实话,我刚住进那间单身宿舍时,真没想到它会成为我后来二十多年从事口述历史的开始,也没想到从80年代末起,中外交流的渠道变得越来越开放。如今,我早搬出那个破旧的宿舍楼,住进一个叫“勺园”的公寓,而那间单身宿舍,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回顾往事,我没有为了急于了解中国社会就贸然找个中国学生同住,这不但让我有幸倾听到了不同的声音,也让我这个英语并非母语的人在动笔时避免了被误读。我是在中国,在北京大学,真正读懂了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那首脍炙人口的小诗《未选择的路》:
 
林中有两条曲曲弯弯的小路,我——
我,只有选择常人不走的那一条,
才会与众大不相同。

有时候,你不做点出格的事,还真改变不了自己,我是1979年在中国明白了这个道理,并在之后的40年中,直到今天都受益匪浅。

(舒衡哲(维拉·舒瓦茨,Vera Schwarcz),美国卫斯理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历史及东亚研究荣誉退休教授。)



卫民,主要译著有:[美]里昂·尤里斯:《出埃及记》(Leon Uris,Exodus,The Franklin Library,1977),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美] 里昂·尤里斯:《爱尔兰往事》(Leon Uris,Trinity,The Franklin Library,1976),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美]里昂·尤里斯:《拯救美国》(Leon Uris,A God In Ruins,Avon Fiction,1999),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版(与袁东武合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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