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钟鉴谈枕边书

中华读书报 中华读书报 20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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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什么好的读书习惯可以分享一下吗?

牟钟鉴:我的读书习惯是在山东烟台二中学习时形成的。1951年至1957年,是二中发展的黄金年代,老师教学水平高,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我喜欢文学和历史课,《文学》课本是冯钟芸教授主编的,蒲修源老师要求学生读历史名篇,从《诗经》选开始,按历史朝代选读诗和散文,还要背诵和吟咏(这个课本后来说是“厚古薄今”,被取消)。除了课堂教学,学校鼓励学生开展课外文体活动,包括阅读中外名著。二中图书馆藏书丰富,我经常跑去借书,我读了《红楼梦》《战争与和平》《怎么办》《静静的顿河》等中外名著。其数量之多,今天想起来都有点吃惊,它丰富了我的文化知识,培养了我良好的读书习惯。读了于光远、胡绳、王惠德写的《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我对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发生了兴趣。

195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后又考上中国哲学史方向研究生。在北大八年半(等分配半年)时间里,在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朱伯崑诸教授指导下,根据专业需要,我细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细读了《四书章句集注》《道德经》《庄子内篇》《传习录》等古典名著,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原人》,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在西方哲学史方面,主要是读各时期的《西方哲学史资料选辑》。

毕业后进入世界宗教研究所,我读了《资本论》前三卷,作了十几万字的读书笔记。读了王力《诗词格律十讲》,喜欢上唐诗宋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的学术研究不断向儒学、道家和道教、佛学和宗教学理论研究开展,读书范围不断扩大,儒学史、道家道教史、佛教史上的代表性著作不断进入我的视野,如《荀子》《礼记》《史记》等,还有西方宗教学重要作品。这一方面是学术研究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在中央民族大学教书的需要。

现在读书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读书为乐,不读点书就不舒服。有心得就随时写下来,积少成多,不断修改,或成论文,或成小书。看书、写书、教书是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所在。

我们都知道读书方法很重要。能谈谈您的经验吗?

牟钟鉴:从方法上来说,我的习惯是:

一,经典精读,夯实文化人生的基础,还要读一生,百读不厌,每一年龄阶梯的体会是不同的。我读《论语》,总想从孔子仁礼之学中寻找最核心的思想是什么。有人说是“礼”,但周公制礼作乐,礼文化早已有之。我认为“仁”是孔子思想中精华的精华,它使礼文化上升为哲学,其仁爱忠恕之道,尤其是恕道,为中国人指明了精神方向,现在仁学需要作创新性解释。于是我写出《新仁学构想——爱的追寻》,提出三大命题:“以爱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归,以通为路”,得到学界的好评。这本书就是反复读《论语》读出来的。

还有《老子》即《道德经》,是道家和道教的首经。我在给研究生作讲解时,反复读《老子》,把一些前人有争议的地方,努力找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几年下来,写出一本《老子新说》(金城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我结合生活中的典型事例,来解说老子五千言,力求使读者亲近老子,从中吸取人生智慧。

二,读古代文史大师的书要做到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涵泳”,即深入经典内部体味大师的本心,像在水中游泳一样自由穿行,能进能出,与大师作心灵的沟通和对话。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史·跋》中提出对哲学和宗教学的原著要有“同情之默应”“心性之体会”,而不是居高临下,随意贬斥。冯、汤二先生的观念是相通的,都是他们自己读书写书的心得,从而才有传世之作。

三,读书要能做到张岱年先生所说的“综合创新”,即熟知古人的经典和思想,掌握当代学界的最新成果,又能了知国际学界的研究状况,然后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南京大学原校长匡亚明先生在《孔子评传》中将综合创新归纳为“三义”说,“本义”是掌握文本的准确内涵,“他义”是参阅前人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我义”是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

你们那一代人,读古书是一种基本修养。您是怎么读古书的?

牟钟鉴:读古书,要能过好文言文和繁体字这两关,不能全依赖今人的白话译本,所以要有训诂学和文字学的知识,并学会和习惯于使用文史工具书,勤查字典,多读范文,便能直接面对原典,读出自己的体会。

读书是一种精神享受,能够达到乐在其中的状态。例如我读《古文观止》,有许多名篇读得很开心,越读越有味,爱不释手。收入其中的《史记》的《项羽本纪》《孔子世家》《管晏列传》,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贾谊《过秦论》,李密《陈情表》,陶渊明《归去来辞》,韩愈《师说》《进学解》,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等,其中许多名句我都能背诵下来。晚上遇到失眠便背李白、杜甫、杜牧、李商隐等人的诗和苏轼、辛弃疾等人的词,不久便可入睡,唐诗宋词成了我的“安眠药”。

您多年来从事的一项重要学术工作,是解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并使它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为此做了哪些读书准备?在探讨儒道佛三教关系上,您也著述颇丰。

牟钟鉴:我重读马恩论宗教,在研究中华优秀文化时提炼出中国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写出了《当代中国特色宗教学十二论》。

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探讨儒道佛三教关系。改革开放不久,我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参加了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多卷本的写作组,任先生要求我写每一卷的儒道佛三教关系史部分,他认为汉末魏晋以后,三教关系史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主线。于是我阅读了大量古籍和当代学者如冯友兰、李养正、汤用彤、郭朋等先生的相关论著,不断积累。八十年代末,我来到中央民族大学教书,在给研究生讲三教关系的过程中形成约四万字的讲课提纲。这期间,我写了一批论儒道互补和三教关系的文章。前几年,我化大气力将这些成果加以综合,又补读了一些书,遂写成约60余万字的《儒道佛三敦关系简明通史》一书,前后用去四十年。

中国儒道佛三家的学问都是生命的学问,有益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从而能够明体而达用,故强调知行合一,不是单纯地获取知识。我近来写了一本《君子人格六讲》,就是希望读书尤其是读古典要能达到立德树人的目标,做有德君子,不做缺德小人,提出“君子六有”:“有仁义,立人之基;有涵养,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扩人之胸;有坦诚,存人之真;有担当,尽人之责”,并讲述了古往今来各类君子的故事,这“六有”是我做人的座右铭,我是认真在按六条做人做事的。

读得最多的是否仍是哲学方面的著作?

牟钟鉴:我现在读书读得最勤的书,在中国哲学方面是冯友兰先生的“三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新理学》《新原人》《新原道》《新事论》《新知言》《新世训》);在宗教学方面是吕大吉先生的《宗教学通论新编》《西方宗教学说史》;在民族学人类学方面,是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我依据费先生的理念并结合中华民族实际,主编并出版了《民族宗教学导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在小说方面是《聊斋志异》。

您的藏书有什么特点?

牟钟鉴:我对自己的藏书,采取不作收藏家而愿与人分享的态度。我的书是改革开放以后陆续添置的,有些书在书店已买不到了。现在网络阅读很发达,但代替不了纸质书的功能。纸质书放在身边,随时可以亲近,在书上勾勾划划,不必端坐在电脑前累眼睛。从九十年代以来,我为陕西周至县儒学会提供了一批藏书,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图书室提供了一批书,为山东泗水尼山圣源书院提供了以儒学研究为主的大批图书,希望建立一个图书资料馆。2018年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成立中华文化研究院,我把自己大部分藏书都捐给它,希望书能与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共用。我的藏书没有珍本,没有文物的价值,只要同事和学生喜欢查找阅读,我就满足了。

(主持人:宋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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