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风暴中的美国

东方历史评论 东方历史评论 2020-06-08
撰文:胡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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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2月7日下午1点20分,泛美航空公司101号航班平稳降落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从飞机上走下四位留着齐耳卷发的男青年。早早守候在机场大厅内的三千余名美国青少年一片尖叫,他们终于看到了风靡大西洋世界的流行音乐偶像:披头士(甲壳虫)。

他们身处的机场,几周前刚刚更名,以纪念两个多月前遇刺身亡的、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当选总统约翰·肯尼迪。披头士的到来,冲淡了美国年轻人失去政治偶像的伤痛。数千万人(三分之一的美国人)通过电视看到了这四位新生代和新文化的代表人物,创下了美国电视收视率之最。美国的少年,留起了披头士式的刘海与卷发,女孩子们疯狂地爱上披头士的中性装扮与嗓音,当然,还有其歌声中的无羁与反叛。这一切,都让二战后出生、生于富足郊区的一代年轻人兴奋不已,也令他们的长辈惊讶万分。他们惊呼,这些年轻人到底怎么了?

十天后,披头士飞往佛罗里达参加另一场活动,正赶上迈阿密举办世界重量级拳王争霸赛。披头士本想跟卫冕拳王合张影,但是卫冕拳王不屑一顾地表示,他才不跟这些娘娘腔照相呢。举办方于是找到了挑战者,后来闻名于世的拳王穆罕默德·阿里。披头士与阿里一起走上拳台,十分配合地“倒在”阿里的拳下。浑身肌肉、阳刚十足的阿里,与身材瘦弱、顾盼生情的披头士,形成鲜明对比。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如此不同的两类人,日后会成为美国青年反叛运动的偶像。更没有人预料到,一开始如此欢快的1964年,会成为美国青年学生参与政治运动的新起点,给美国社会带来无尽的困惑与冲突。

披头士和阿里


1964年夏天,一千余名来自美国各州的青年学生,奔赴密西西比州,开展了为期十周的民权支教之旅。他们逐家逐户拜访黑人,动员他们登记为选民,参加投票;他们利用教堂、学校帮助黑人儿童识字、了解自身的历史与文化,在最种族歧视最严重了南方,掀起了一股影响深远的“自由之夏”运动。其中一名志愿者,是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的白人学生,名叫马里奥·萨维奥(Mario Savio)。他从“自由之夏”运动中获得的斗争经验,将点燃1964年的另一场学生政治运动。

那年秋天,22岁的萨维奥从密西西比返回加州伯克利,打算在校园内为“自由之夏”运动募集资金,但是校方禁止学生在校内开展政治活动。因为就在当年3月,伯克利校区的数百学生曾走出校园,进入饭店,为服务业的黑人争取平等就业、晋升权利,并因此冲击警察设置的纠察线,上百学生被捕,其中就包括马里奥。为了避免更多学生卷入政治运动,伯克利校方严禁学生社团在校内摆桌子、发传单、招募成员、筹集经费。但是,富有反叛精神的青年学生,不愿遵守校方的禁令,他们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是在为国家的前途呐喊。自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遇刺以来,美国的青年学生深切地感觉到,他们有责任挺身而出,继承总统遗志,唤醒国人,完成未竟的民权事业。他们甚至希望,以自己的行动制造冲突,引起社会的关注。

他们的目的达到了。1964年10月1日上午,伯克利校警准备强行带走在校园内聚众发表政治演说的学生领袖(事后证明,此人不是伯克利在校学生),更多学生闻讯而来,他们团团围住校警的汽车,架起麦克风,脱下鞋子,爬上车顶,发表演说,要求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开启了美国学生运动史上著名的言论自由运动(FSM)。

这场学生与校警的对峙,持续了32个小时,吸引了数千学生。马里奥带领学生代表与校方对话,最终迫使校方答应修改禁令,放开校园政治活动管制。然而,校方事后并未遵守承诺,反而将学生视为受共产主义蛊惑的狂热分子,极力压制学生的政治呼声。感恩节假期结束后,返校学生惊奇地发现,学校准备处分几名争取言论自由的积极分子。12月2日,上千学生聚集在史普罗大楼(SproulHall)的台阶前,要求校方兑现承诺。面对群情激愤的同学,马里奥发表了一份名垂后世的演讲, 认为大学不是工厂,学生不是原材料,不应该将学生视为无思想、无需求的被加工对象。他号召学生以公民不服从的方式,抵制校方的高压措施。演讲结束后,他们列队进入学校的标志性建筑物史普罗大楼,占领了学校的行政机关。

马里奥等人的行动,得到了各地青年的支持,一年前,曾在“向华盛顿进军”的大游行中,带领民众高唱《我们终将获胜》的琼·贝兹(Joan Baez),也前来声援。虽然马里奥后来被警察逮捕,但学生们的呼声,最终还是有了回音。加州大学教授委员会通过决议,支持学生的言论自由权,学生们也获得了在史普罗大楼前发表政治见解的权利(马里奥去世后,他当年发表演说的地方,被命名为“马里奥·萨维奥之阶”)。

言论自由运动

在占领史普罗大楼的过程中,琼·贝兹带领学生们再次唱起《我们终将获胜》。借助记者的镜头,这首歌也再次传遍全国,打动人心。数月后,林登·约翰逊总统赴国会发表演说,呼吁两院通过《投票权法》时,在演说结尾,两次强调“我们终将获胜”。当时,马丁·路德·金等人,正在筹备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第三次长途游行,在前两次不成功的游行中,黑人民权领袖们也是一路高唱《我们终将获胜》。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来自南方的约翰逊总统,以他们的语言,表达出他们的心声时,不禁热泪盈眶。

当然,约翰逊所说的我们,含义更为广泛,作为一国总统,他希望看到的胜利,不仅仅是黑人的平等,更是民众的富足和社会的稳定。他希望建立一个“伟大社会”。

1964年5月,约翰逊在密歇根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正式提出“伟大社会”构想:继续向贫困宣战,推进新的民权立法,为民众提供住房、教育与医疗方面的保障。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构想,延续了罗斯福“新政”以来民主党的改革传统,希望在杜鲁门“公平施政”和肯尼迪“新边疆”的基础,进一步改良美国社会。

早在当年1月初,继任总统职位不到两个月的约翰逊,到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就曾提出,要与国会携手,建立一个免于匮乏的国家,一个远离仇恨的世界。为此,他首先要做的是完成肯尼迪总统的未竟事业,推动国会通过《民权法》。正如肯尼迪遇刺身亡一周后,他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所言,“没有任何纪念演说和颂词,能比尽早通过肯尼迪曾为之奋斗许久的‘民权法’更好地纪念这位总统”。1964年7月2日,肯尼迪生前提出的《民权法》,终于冲破参议院的阻挠,由约翰逊总统签字生效。这是美国内战重建结束以来的第一部民权法,它赋予不同种族平等的政治与社会权利,也给予联邦政府极大的执法权。

约翰逊在1964年《民权法》上的全心付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当年的大选中,约翰逊战胜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成为真正的民选总统,走出了肯尼迪的影子。当年,来自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戈德华特,在7月份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异军突起,成为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心直口快,意志坚定,立场鲜明:反对增加联邦税收与扩大社会福利,也不赞成民主党的民权立法。实际上,戈德华特并非种族主义者,反倒是十分支持黑人的平等呼求,只是不希望因此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力,他觉得民权问题最好由各州自行解决。他所提出的保守主张,深受南方白人欢迎,直接导致了1980年代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复兴,戈德华特也因此为誉为美国当代保守派政治家的鼻祖。可以毫不夸张地讲,1964年大选,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版图,重构了两党的选民基础,被后人视为美国当代保守主义运动的新纪元。

然而,无论是民主党的约翰逊,还是共和党的戈德华特,都发自内心地相信,他们才是美国自由的真正捍卫者。在民主党眼中,自由需要得到政府的保护,而共和党则认为,自由就是要远离政府的干涉。对自由这个美国人视若珍宝的词汇,两党截然不同的理解,分裂了美国政治。而夹在这两种自由观之间的黑人,则开始寻找自己的自由之路。

1964年6月,美国黑人领袖马尔科姆·X在纽约成立“美国黑人统一组织”(OAAU),号召美国黑人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争取自由、公正与平等,不必等待白人恩赐的所谓民权。此前,马尔科姆·X曾到非洲访问,专门考察非洲统一组织(OAU),深感黑人只有团结起来,才有自由与权利可言。

当年7月,马尔科姆·X再赴非洲,与恩克鲁玛、纳赛尔等非洲领袖广泛接触,在当地刮起一股X旋风。在非洲期间,马尔科姆·X还意外地遇到了美国“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代表团,与几位黑人学生领袖相谈甚欢。

1964年,也是马尔科姆·X从黑人至上、信奉暴力对抗,转向种族和解、接受非暴力抗争的关键一年。当年春天,他与美国黑人穆斯林组织彻底决裂,开始寻求与其他黑人组织合作,共同推进黑人的民权事业。3月26日,马尔科姆·X与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国会大厦不期而遇,互相致意,留下珍贵的历史镜头,这是两位黑人领袖的唯一一次会面。

马尔科姆·X(右一)与马丁·路德·金

4月12日,马尔科姆·X在底特律发表名为“选票与子弹”的著名演说,认为自己和马丁·路德·金一样,都是为黑人事业奋斗宗教领袖,所不同的是,金信仰基督教,而他信仰伊斯兰教。金主张非暴力,他主张暴力与非暴力并用。在演说中,马尔科姆·X将1964年定位为选票与子弹之年,如果国会无法改善黑人的生存状态,等待他们的将是黑人的暴力反抗。

马尔科姆·X一语成谶,当年7月,纽约白人警察枪杀黑人少年,引发大规模骚乱,导致一百多人受伤。8月,宾州、伊利诺伊、新泽西等地的更多黑人走上街头,以暴力手段抗议白人政府的“暴政”。很多反对白人至上的黑人相信,“白人的天堂,即是黑人的地狱”。拳王穆罕默德·阿里即是其中一员。

阿里本名卡修斯·克莱,1960年获得奥运会拳击比赛冠军。1964年初,他以22岁的年纪,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重量级拳王。随后,他不顾父母的反对,加入黑人穆斯林组织,抛弃带有白人奴隶主色彩的名字,改名阿里。阿里改宗穆斯林,马尔科姆·X是其精神导师和引路人,在更名为阿里之前,他一度自称卡修斯·X。阿里的黑人至上思想,深受马尔科姆·X影响。阿里刚加入黑人穆斯林组织不久,马尔科姆·X就宣布退出,这让阿里异常愤怒,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改名后的阿里,顶着冠军头衔,到非洲寻根问祖,受到非洲穆斯林英雄般的欢迎。在国内,阿里的反叛精神,也鼓动众多青年反抗现有体制。但是,阿里最具反叛精神的行动,还不是更名改宗,而是拒不服兵役。他说,自己从良知上反对越南战争,不愿参加基督徒与非宗教信徒之间的杀戮。但是,征兵委员会不认可他的主张,为此,他被判刑、罚款、竞赛、剥夺冠军头衔,职业生涯遭受重创。阿里不服,在法院起诉美国政府,官司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1971年,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下级法院没有查明阿里是不是出于宗教原因反对一切战争,就判定他逃避兵役,不符合先例,应该撤销阿里的罪名。

阿里最终获胜,他的反战行为,也得到更多年轻人的认可与支持。正如马丁·路德·金在遇刺前的一次演讲中所言,无论如何看待阿里的宗教信仰,你都不得不佩服他反战的勇气。

纪录片《1964》海报


越南战争的乌云,是整个1960年代美国挥之不去的噩梦。越战撕裂了美国社会,也葬送了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构想,他因此放弃继续竞选连任总统的打算。而这一切,正是始于1964年8月国会两院通过的《东京湾决议》,它授权美国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打击北越的武装进攻,恢复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后来的学者多认为,这份决议,等于是给了总统一张随意使用武力的空白支票,导致美国全面卷入越南战争。

12月底,美国著名黑人歌手山姆·库克(Sam Cooke)以一首《改变即将来到》(A Change Is Gonna Come)概括了1964年的主题,正如歌中所唱,“经过漫长的等待,我知道改变即将来到”。1964年既是一个伟大社会的开端,也是一个伟大社会的结束。可惜,山姆已经看不到后来的巨变,12月11日,他被旅馆经理枪杀于洛杉矶,时年33岁。但是,他的歌声将永留人间。五十年后(2014年),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推出纪录片《1964》,片尾就引用了这首歌,以纪念山姆和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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