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打芭蕉》:为被遗忘的民办教师立传

文史砍柴 文史砍柴 2020-06-08

 ▲康少见的茶园


砍柴按:我的朋友、前媒体人康少见回到故乡——湖北恩施州鹤峰深山里种茶去了,大约顺便圆一下土司梦?鹤峰是明清时代有名的容美土司驻地,历代容美土司尊重斯文,非可以蛮夷视之。清代禁演《桃花扇》时,而容美土司却能排演《桃花扇》,演完全剧不删节本历时七天。

 

说起来很巧,我有几位湖北籍的文化圈朋友,都转行去种茶了。数年前古清生老兄,回到神农架种茶,现在茶业界颇有名望。另一位年轻的女作家易粉寒,她在大学四年级时我就认识,当时她刚出版长篇小说《粉红四年》。后来她离开某知名杂志,去安徽祁门种茶去也。

 

一地产好茶,是其纬度、海拔、土壤、植被、气候、水文等多种因素综合使然。恩施州各市县皆产好茶,我是通过7年前在语文出版社时编审一部书稿而得知。这部书稿的作者吴国韬当年多年民办教师,是建始籍民国大佬吴国桢的堂弟。吴氏为当地文化大族,清初因避水灾由监利迁来,历代农耕,颇有积累。到吴国桢的祖父那代开始发达,其父亲吴经明,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为陆军中将,北洋政府时曾任陆军部司长。发达的吴家父子在老家盖了一所学堂,这是建始吴氏家族一百多年来文脉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

 

吴国韬在这部书稿中提到当地盛产优质茶叶,许多生产队以产茶为主业,粮食靠上面调拨。小学校的老师带领学生学农,亦是去茶园里帮助社员采茶。

 

因与康少见谈及恩施茶叶,故想起我策划的那部书,并搜罗2013年写成的旧文一篇奉上。我以为此文还有一点传播价值。

 


《雨打芭蕉——一个乡村民办教师回忆录(1958—1980)》的作者吴国韬是湖北恩施的一位退休的老教育工作者,曾有过16年民办教师的经历。作者名不见经传,正因如此,他这部书朴实、真诚、生动,能一斑窥豹。这是一部可以传之后世的信史。


对这部100万字的回忆录,除了出自一种历史爱好者的评论外,笔者阅读时更有一种身临其境的亲切感。我生长的湘西南乡村,自然环境、风俗与方言与鄂西山区是那样的相似,更为相似的是:我和我的兄弟姊妹,以及多数童年伙伴,都是在民办教师的引导下,开始读书识字,从而进入知识的殿堂。我的长辈中,有不少如吴国韬夫妇那样的民办教师,他们在清贫中点燃文明的薪火。我的母亲怀着我时,尚是一位民办教师,我出生后不久,全家回到宗族所在的生产队落户,母亲成了彻底的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我的亲婶娘和亲舅舅,皆是民办教师,婶娘还是我的开蒙老师,我的初中班主任兼语文教师是我同村一位刘姓叔辈,他对我的人生影响至深,也是一位民办教师。幸运的是,这三位长辈,都后来转正了,有一个衣食无忧的晚年。


吴先生这部书所涉及的历史阶段:1958年至1980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乡村教育,民办教师撑起了一半的天地,不,还不止一半。这一群数量以数百万计的乡村知识人,对中国教育居功至伟。随着上世纪末民办教师的大批转正以及这群人相继退休,他们的辛劳与功绩,渐渐地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民办教师”已然成为一个只有治教育史和社会学史的专家才熟悉的历史名词。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如果远溯历史,中国古代,一直是“民办教师”占主流。自西周时教育贵族子弟的“官学”,一直到明清两代的国子监,中国历代王朝的官办教育机构从来都是一种衙门,而其教书育人的功能反而弱化。相反,自孔子设坛授学,有教无类以来,民间教育绵绵不断两千五百年,成为教育平民子弟、赓续中华文明的主流。但在上世纪,“民办教师”这个身份,却是因为1949年后特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由计划经济所决定的“二元化”社会的特殊背景所催生的。现代社会,教师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是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在中国台湾,和公务员并列,合称为“公教人员”。而当时中国大陆由户口、粮食关系区别构成了城镇、农村鸿沟巨大的二元化社会,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身份一个在九天之上,一个在九地之下。可以说,“民办教师”正是用统购统销、工农剪刀差等体制性手段牺牲农村和农业来支撑城市和工业的一种典型“物种”,民办教师本身就能说明具有农民所承担的义务和所享受的权利的巨大不平衡。


广大农民被集体化后,除了维持较低标准的生活资料外,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被政府拿去——他们还得应付自带口粮参加修建铁路、水库等公共项目的“劳役”。在吴国韬的书中,有许多精彩的体现。他所在的茶园大队,一位农民在插秧时说,先给国家插几蔸,然后再给集体插几蔸,最后插的那几兜才是自己的。并抱怨所送给政府的粮食全是稻米,自己分的粮食却多是玉米和红薯。与之相对的是,政府对农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却少得可怜,其中现代社会最大的一宗公共服务即教育,也要农民自己凑钱凑粮来聘请民办教师。而民办教师所从事的工作,则和公办教师完全一样,即承担本应由政府公共财政支持的基础教育,但他们却是农民身份,在生产队拿工分,分口粮。


与中国古代民间请教师办私塾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古代的“民办教师”由于不是由官府而是由民间养活,私塾有相当大的办学自主性。而上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民办教师,虽由农民凑钱供养,却必须贯彻官府意志。作为一个民办教师,所从事的工作远不止上课那么简单,从吴先生的书中可以看出,那时候的民办教师还是官方意识形态在乡村社会最末一端的传播者。主人公吴先生既要做一个全能的教师(各个学科都得上),又要忙地里的农活,还要充当公社和生产大队“文秘”角色。作为乡村知识水平较高的一群人,民办教师几乎都承担过这类配合配合政治运动、针对广大农民的宣教活动。


这部书用大量鲜活的细节,再现了民办教师如何筚路蓝缕,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兴办乡村教育,也呈现了这个朴实的群体中绝大多数人的伟大灵魂。


作者本是恩施城的户籍,高中成绩优异。由于民国要人吴国桢是其隔房堂兄,几次高考都名落孙山,经好心人告知其档案中有不宜录取的信息。作者才大梦初醒,将户口从城市迁到农村,在农场短暂地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63年成为恩施县戽口公社茶园小学的民办教师。在知识人几乎有着原罪的那个年代,民办教师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求人”来上学。每到新学期开始时,吴先生最担心的就是学生的流失,他和他的同事们一个个村落一户户人家去说服家长,让子弟来上学。几乎所有的民办教师和吴先生一样,也是特殊年代被耽误的一代人,他们的求学生涯被那只政治巨手强行掐断,因此他们本身的知识储备并不足敷用,民办教师的学历基本上是高中或初中毕业,像吴先生这类“文革”前的“老高中生”,已是其中的佼佼者了。从吴先生的经历可看出,一个民办教师的自我完善是多么的重要,课余与农作之余,包括每个寒暑假,吴先生几乎全用在自学或参加教育系统组织的培训上。


我回忆自己在民办教师手下上学的那些时光,感受最深的不是他们的教学水平。如吴先生回忆录中所涉及的那样,一些民办教师由于知识的缺陷往往闹出一些笑话,我和一些同学至今还能记起这类笑话。我最为感念的是那些民办教师对学生真诚而博大的爱,以及学生家长对民办教师的信任和尊重。或许是因为民办教师处在彼此沾亲带故的熟人社会,教师对学生真如对自己的儿女一般,而淳厚的乡亲们,是真心实意将自己的子女托付给老师。尽管新政权的政治运动将知识和教师污名化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在民间社会特别是闭塞的乡村,“师道”犹存。我想,这大约是众多民办教师在清苦中依然钟爱自己职业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刚开始,吴先生任教的一所初中,一位因患有儿麻痹症导致下肢残疾的学生与外界社会青年联系,试图建立一个儿戏般的“组织”,并有幼稚的“反动”倾向。在刚刚从“文革”那种极左环境中走出来的中国,搁在哪里都是一件大事。但已是学校负责人的吴先生和警方协商,妥善地处理了这件事,该学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并顺利毕业。最令人感动的一个细节是:吴先生为了取得家长的配合,陪该生一同回家,走到其村寨时,村寨前的小河已经涨水,吴先生背着他蹚水过去。


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忠实记载1958年至1980年这段特殊历史的乡村教育史,也是一部乡村政治史,一部底层知识人的命运交响乐。吴先生夫妇的家庭出身都很不好,在那个年代几乎被视为贱民。他们小心谨慎地活着,尽可能避开一个个政治运动中的“暗礁”。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受到了波及,但总体而言,和那些被折腾得九死一生的大知识分子相比,或许因为他们的卑微,他们处在最底层的社会,反而幸运地躲过了劫难。


在贫困中吴先生建立了家庭,生育了三个子女——其中的两位还是吴先生自己接生的,今天的人想来,真是不可思议。为了这个家庭,他将一个男人的能量发挥到极致,既要挣工分养家,又要在休息日去高山上砍伐薪柴,照料菜园,养猪喂鸡,还要教导儿女。书中有一幕很温馨:他们全家被生产队接纳后,生产队在一个叫竹山湾的地方给了他们一块宅基地,他们全家备尝艰辛建起一栋房子,成为一家人抵御风雨的安乐窝。吴先生的父亲,一位毕业于乡村师范学校、执教半个世纪的老教师,被强行退职,来到吴先生的新家投靠儿子。在过年时,老先生让儿子写一副现成的对联贴上:“门对千根竹,家藏万卷书。”——中国读书人不甘心斯文坠落,可见一斑。


书中还有一个细节,可显示僵化的计划经济之荒谬。吴先生长子和女儿出生后,一家6口人吃三种粮:其父城镇户口凭粮本购商品粮;其母和妻儿在该生产队分粮食;吴先生是民办教师,由生产大队供给粮食。他要从三个不同渠道将粮食凑集在一起做饭,才能让全家不饿肚子。


感谢吴先生在古稀之年,把这部书写出来,让今天的人还能记起,曾经的中国,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充当了中国乡村教育的铺路石,他们不应该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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