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进城命若鸡 | 十八年前初上网络第一声

文史砍柴 文史砍柴 2020-05-31


【砍柴按:今天宋史专家吴钩兄提到了天涯和我的故事。遂想起这篇文章。此文我2002年10月写就并发表在天涯社区。——五个月后的2003年3月,发生了孙志刚事件。


当时我刚经历一场所谓的“仕途挫折”,竞聘打分第一名,然后社长以来日方长为名刷掉,岗位安排其他人。愤懑之余,我的朋友谢远东对我说,网上有个“天涯社区”不错,你可以去看看。于是注册、登录,bbs时代流行隐藏现实生活,网名千奇百怪,生怕别人知道在网上畅言的说谁。我很随意地起了个网名“十年砍柴”,哪想到后来成为我常用的笔名。这篇文章算是我网络初啼。十八年过去了,当时认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言论空间必将越来越大。】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若鸡。”两句诗出自苏东坡的一首七律。他在“乌台诗案”发生后,被押进大牢,和死囚关在一起,他以为自己要上断头台了,写了两首托孤给弟弟苏辙的诗。豁达如东坡,当时不知道明天能否见到太阳,也有这般“命若鸡”的恐惧感。


东坡是因为惹翻了当朝大老,才有如此之祸。然而许多来到城里,只想老老实实卖苦力挣一碗饭吃的农民,他们时时都有“命若鸡”的感觉,“五一”、“十一”重大节日不敢出去,热闹的地方不敢去,生怕被抓住,然后遣送回家,然后让家里用钱来赎。


我前年房子装修时,四个山东来的民工给我干活,居委会的老太太来检查,要他们出示暂住证,两个暂住证过期的连忙从消防口串到楼顶,飞也似的跑了,另外两个有暂住证的没走。老太太要没收这两人的赞助证,直到他把另外跑掉的两人叫回来才还给他。刚从山西来我家的老丈人前来说情。居委会老太太一听山西口音,命令我老丈人一并去办暂住证。


回来后我听说此事,非常生气。跑到居委会和他们吵了一架:老爷子来北京看女儿女婿,要去办暂住证,真扯淡。而且居委会有什么执法权?敢没收别人的暂住证。作为居民的自治机构,居委会和居民究竟是什么关系?你们看过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看到来者非善茬,一问单位,和他们上司的上司关系密切。于是把暂住证给退了,我老丈人办暂住证的事也不提了。


后来我想,如果他们面对的不是“和他们上司的上司关系密切”的人,那会怎样?如果那两个从楼顶上逃走的民工摔死后怎么办?


北京的警方抓住没有暂住证的,(或者将人的暂住证当场撕掉,说:“你的暂住证在哪?”)先关在昌平区七里渠,然后再遣送回乡,让家里拿钱赎。


一旦到了当地警方手里,赎的钱就更多了,因为“成本”更高。所以一旦有人抓进去了,往往找北京能说上话的老乡、亲戚从七里渠收容所保出来。我多次受老乡之托,去七里渠收容所领过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泪水,常常浸染着我被城市打磨了许多年的心。


一次陪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北京工作,在最后和北京政府高层交流意见时,有代表义愤填膺地痛斥北京对外地人收容的不人道。相关政府人士顾左右而言他。只说,全国都是这样做的,如广东等等。


收容政策的不合法,其实包括执行者在内也心知肚明。有一次我和一个派出所的警察兄弟在一起吃饭,我说你们收容遣送,先不讨论是否违法。就是在同一样政策下,你们都是看人下饭。比如长虹的老总倪润峰,他的户籍在四川绵阳,来北京在五星级宾馆住2、3个月,按你们的规定,应该去办暂住证。但他不可能去办,你们也不可能去遣送他。而同样一个绵阳农民,他和倪润峰一样是来北京的绵阳人,如果不办暂住证,你们查出来肯定遣送。这哥们说,这道理谁都懂,可上头要怎么干咱就怎么干。


收容政策不仅违xian,也违背立法法。立法法实施已经三年多了。按道理说,一旦立法法实施,一切和上位法及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应当自动废止,或者立即修改。


收容办法本来是针对那些无家可归、不能自食其力的流量者、乞丐、精神病患者、找不到监护人的未成年人,是一项救济政策,然而它现在正好走向救济的反面。当收容对象扩大到来城市未办暂住证的外乡人时,就成了捞钱的工具。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不给人任何申请行政复议的机会,不提供任何申诉、救济的渠道,就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不是违xian是什么?


去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务院开始清理和世贸原则以及宪法有冲突的行政法规。我找到一位在国务院法制办干这项工作的朋友,问他1992年出台的收容暂行规定,是否在清理之列。他说这个东西是国办转发两部委的文件,根本不是行政法规,暂时还不在清理之列。


当从法律上、制度上不能给公民提供保护时,看起来弱者容易受到伤害。但是强势与弱势是相对的,谁都不能有绝对的安全感,谁都可能成为一项违背公正人权政策的受害者。过去的大臣,今天还位列三公,明天就可能被抄家、腰斩,他和草民的命运没有本质的不一样。刘SQ作为国家 ,手握一本仙法,依然保护不了自己。


去年《中国青年报》有一篇评论中写道:“城市不可能独立于农村独自享受现代文明,就像一个人不可能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诚哉斯言。我们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富裕还是贫困,是城里还是乡村的,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包括那些遣送过或者正在遣送进程农民的工作人员。都应该来关注这个问题,平等地、理性地对待农民兄弟。社会群体的对立、城乡的分割是很可怕的。


一位在一家饮料厂打工的民工(我用“民工”这个词,援用习惯叫法,无歧视之意。严格应该叫“进城务工人员”)对我说,软饮料你千万别喝。我们在纸包装饮料封包前,常常往里面吐唾沫。谁叫城里人瞧不起我们。反正我们也不会花钱买这些饮料。


北京平安大道红绿灯可以由过马路的行人用手控制。夏天,一些民工并不过马路,而是在马路边乘凉。他们没事就按绿按钮,让空空的人行道变成绿灯,让汽车等着变灯,自己在一旁呵呵直乐。我为此问过他们: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做不道德吗?一位进城青年振振有词说,城里人不把我们当人看,我们为什么要守他们的规矩?


你不尊重人家,而要人家老老实实守你们定下的规则,是不是太不现实了?去年青岛市人大会期间竟然有人提议案,要求为民工设立专门的“候车区”。我听了感觉悲哀。参政者如此素质,他难道不了解世界上人为隔绝族群带来的悲剧么?如果一个社会陷入这种相互憎恨、报复的循环中,谁能保证自己不成为受伤害者呢?


我曾经对一些村民委员会进行调查,现在很多村当家的不是复员军人,就是去城市打过工的青年农民,因为他们见多识广。一些饱受歧视、遭尽白眼的村长对城市人、对上面政府机关的人,有着非常大的敌视情绪。如果我们的农村基层自治机构再多一些这样的当家人,我们的国家会怎样?


胡鞍钢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要善待进城农民,就像善待自己的兄弟姐妹。进城农民的根本出路就是成为市民。胡鞍钢认为,要保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就必须打破户籍壁垒,城市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农民。现在多达1亿的农民工,在城市劳动、挣钱,但由于城市不接纳他们,他们不敢在城市消费,一分钱都要攒下来,寄回农村建房子。流动的货币变成了农村固态的房屋,对国民经济的推动起不到多大作用。如果他们能自然地被城市接纳,那么他们的一切生活、消费就会逐渐融入城市。中国的出路必须是城市化,减少农民的数量。6、70年代韩国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就是大批农民进城,变成城市劳动者。


想想,当今天欧盟国家之间,国民可以自由地流动,不用签证。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还要办暂住证。也许有一天,我们的孩子长大后,就象现在的新新人类问什么是布票一样,惊讶的问我们,什么是暂住证呀?


但愿这一天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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