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病毒“狡猾”是一种修辞,还是实际如此?| 网络教学日志

少华读书 少华读书 2020-05-29

    昨天下午的“论证与修辞”选修课,进入本学期的最后一讲“科学传播中的修辞”。

这是我作为评论课教员以前没有在课上讲过的。它是我自己兴趣和学习的延伸,也是对修辞观察和理解的自然延伸。修辞是人类交流普遍的语言手段。它们在不同的领域各自有其特点。

 

我在修辞分析一讲中,曾经把修辞的效果简单划分为“说明性效果”、“艺术表达效果”和“说服性效果”。如果说在评论写作和法庭辩论中的修辞更多地具有说服效果的话,那么,在科学传播中的修辞则可能更典型地体现为“说明的效果”。这是因为:科学发现或科学成果对于科学传播的对象——普通公众而言,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理解难度。而修辞就是化解这个难度的语言工具,它用来搭造理解的桥梁。

比如,几个月来新型冠状病毒侵袭中国和世界,焦虑中的人们对疫苗的期盼,自然会产生对于相关医学知识的认识需求。一篇专业性的微信公号文章中这样向人们解释疫苗的作用:

 

新型的病毒是无药可治的。只能靠人体的免疫力,但是麻烦就出在了人的免疫系统上。免疫系统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是对外来入侵者进行识别。假如是自己身体里的东西,那么就不管。假如不是自身的东西,招呼大量的免疫细胞过来围殴入侵者,直到把入侵者消灭为止。

 

首先是身体的免疫系统要认识谁是外来的,假如认不出来,也就不会发起攻击。你要学习打虎,总不能一上手就去打真老虎吧。先弄个死老虎认识认识,练练。死老虎不好找啊,万一没死透,那可麻烦。不要紧,找个猫来当模特也行。看看老虎的照片也行,办法多种多样。这就是疫苗的作用,让身体认识这些外来入侵者。走进科学  202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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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在这篇文章中,入侵人体的病毒被比喻为“老虎”,而疫苗被比喻为长得有点像老虎但当然不会比老虎可怕的“猫”(老虎与猫在生物分类学中同属“猫科”。而疫苗来自病毒,但已经“灭活”处理,因此对人体无害),后者是为了让身体的免疫系统“练手”的——产生抗体。而文章通过“招呼”“围殴”“认识”这些动词的使用,把人体或者是人的免疫系统隐喻为一个或一些有意识、有认识能力的人——这不就是修辞格中的“拟人”吗?!

 

   这是典型、精彩,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科学传播案例。

 

  尽管我以前没有在课上讲过科学传播中的修辞,但由于我对于修辞和科普一直感兴趣,尤其是对英国生物学家道金斯博士关于进化论的科普著作中繁密而精彩的修辞深为叹服,以前就在就在微信公号上写过一些读书笔记。比如《科普中的比喻,它的边界和基础》《鱼变成人需要多久?》

 

 不过,这学期在“论证与修辞”选修课上讲“科学传播中的修辞”,在准备期间给我最大启发的一本书,还是安军先生所著《科学隐喻的元理论研究》。

 


正是这本书使我认识到:修辞不仅存在于科学传播过程中,不仅是实现科学传播良好效果的工具,而且它实际上已经先于科学传播,存在于科学家群体的科学研究、科学发现的认识过程中了。

 

安军先生写道:


 思维隐喻是最深层次的科学隐喻。……

 科学隐喻的思维运作结构基于人类对于自然世界运行模式的一种涉身性理解……

  科学家们在解读自然的研究过程中也不得不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使用的涉身推理进行实际的思维运作……


  随着当代科学理论向微观层次和宇宙层次的不断推进,自然科学所牵涉的对象已经越来越超出了人们观察能力的范围,越来越抽象化。例如,当代物理学的夸克、似星体、黑洞、电子轨道、量子跃迁、势能井,以及化学、生物学中的蛋白折叠、DNA的双螺旋结构等概念,除了以涉及推理的隐喻方式就无法理解。事实上,这些概念中没有一个是传统科学所要求的那种严格地按照字面意义表达出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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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论述实际上是对科学认识过程中不得不借助的修辞,在思维规律的层面上进行有效解释。

 


你注意到了没有?——黑洞、电子轨道、量子跃迁、势能井、蛋白折叠、DNA的双螺旋结构…… 这些科学发现的基本概念本身就包含着比喻——人类日常生活中的经验。

 

   也就是说,科学家并不是已经有一套抽象的专业概念来描述这些科学对象,为了给外行说明白才借用比喻的,而是——他们自己就使用这样的比喻来进行科学认识。当然,在科学认识中,他们不会受这些喻体本身的限制。

 

  此外我还觉得,在科学认识过程中(不是科学传播过程)的这些隐喻,也是科学家群体交流所必须借助的,因为科学家群体的交流从来都是科学认识推进的重要途径。而没有这些基于共同经验的隐喻,他们无法指称共同认识的对象。

 

  我们今天在一条哪怕自己看不懂的科学新闻报道中,都不难看到科学家实际上使用的修辞。它们作为认识进程中借助的词语工具,保留到了认识成果的名称中。比如我昨天看到这篇——

 



再比如,在对于与我们较近的新冠病毒的科学传播文章中,也有样这样保留着隐喻的科学概念——

 


所以,在这一讲的开始,我就向同学们做出提示,我们实际上需要从两个层面来看待科学传播中的修辞:

 

(一)科学家在科学探索中启发认识的隐喻,它们是科学描述的一部分,并往往被保留在科学体系之中;也是人们理解科学的认识框架(或工具)。

 

(二)科学传播中为了降低大众理解的难度而选择的修辞。

 

    第一种本身就包含着科学的专业性和严谨性;自由度很小。

    第二种更为自由一些;但也受科学的专业性、严谨性本身的限制。

 

比如,19世纪的英国牧师威廉·培理在他的《自然神学》一书中用他所掌握的许多生物学知识来维护《圣经》中上帝创造万物的观点,其中的一个论据就是人类的眼睛。——如此精密的眼睛,如果不是“有人”设计和制造,它怎么可能从大自然中产生呢?

这个论据非常有力是吧?

 

而在牛津大学专职“让公众了解科学”的生物学家道金斯博士则在《盲眼钟表匠》这部科普著作中这样回应这个问题:

 

培里拿眼睛与人设计出来的仪器(如望远镜)比较,得出结论:“以同样的证据可以证明,眼睛是为视觉而造的,正如望远镜是为了协助视觉而造的。”眼睛必然有一个设计者,像望远镜一样。

培里的论证出于热情的虔敬,并以当年最好的生物学知识支持,但是却是错的;光荣或有之,仍不免铸成大错。望远镜与眼睛的模拟,钟表与生物的模拟,是错的。表象的反面才是正确的,自然界唯一的钟表匠是物理的盲目力量,不过那些力量以非常特殊的方式凝聚、运行。而真实的钟表匠有先见:他心眼中,有个未来的目的,他据以设计齿轮与发条,规划它们之间的联系。

 


这个案例的意义是:即使在科学传播中,修辞的选择也不是任意的,它同样受科学认识正确性的约束。

 

这至少在一个方面是因为:科学传播承担的一种使命是要对非科学的解释的反驳。因此其所选择的修辞,也必须正确地反映科学规律。

 

此外,科学家在进行科学传播时,往往既使用说明性的修辞性,也揭示事物之间认识性的隐喻关系。

后者往往正是他们在科学发现中所借助的。

两类不同事物之间这种关系不是语言或形象层面的相似性,而恰恰是不同事物之间的共同因素,是世界的统一性。

 

比如,道金斯博士则在《盲眼钟表匠》中写道:

 

 

这个案例实际上体现的是道金斯的这部书通过拿“工程师解决问题的思维”作为对照,来说明自然进化实现的生物功能的整体隐喻思路。

两者的关系,因为主体的不同(自然本身并不是“主体”;而进化中的物种作为适应的主体,其适应过程是无意识的;而工程师作为人类主体,是有意识的。),所以是隐喻性关系。


但是,从功能的物理原理和物质机制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具有共同属性的类比关系。

 

《盲眼钟表匠》还讲到:

 

“鹦鹉螺的眼睛使用碟形反射板机制,与我们的照相机——眼睛完全不同,可是这种机制许多不同的软体动物与甲壳动物(节肢动物)分别“发明”过好几次(我们制造无线电望远镜与最大的光学望远镜,也使用这种机制,因为大型镜头比大的透镜容易制造。)”

————

在这里,不仅鹦鹉螺的眼睛与无线电望远镜、光学望远镜之间的关系不是比喻的关系,而且鹦鹉螺的眼睛与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比喻的关系——而就是“相同”。

这种相同,其实正是“仿生学”的基础。

 

而“仿生学”的本质其实是:我们人类向自然学习——向自然进化的结果学习,向不同物种在亿万年的漫长时间里为了适应环境而不自觉地形成的复杂功能学习。

 

当道金斯说“眼睛是一个光学仪器”的时候,在仪器是工业制成品而眼睛是生物进化的结果这个差异上,这是一种隐喻。而在光学仪器与眼睛具有相同的构造(具有相同属性)这一点上,这是类比关系。


这种在广阔的科学视野中揭示的“相同”,其实正是包括我们人类自己和人类创造物在内的客观物质世界中超越物种的普遍联系和普遍的规律性。

 

事物之间的共同属性,还被量子物理学家薛定谔在其生物学科普著作《生命是什么》用这样一个案例揭示——

 


薛定谔之所以既是量子理物理学的重要开创者,又是分子生物学的重要开创者,他之所以能用物理学理论的最新发展阐释达尔文开创的生物进化论,就是因为在物理学与生物学之间有着世界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体现在构成物质基础的原子层面。

  而这种统一性,也正是隐喻思维能够推进和拓展科学认识的基础。

 

我在前面说过,科学家们不仅在科学认识中借助修辞,而且在科学探讨乃至科学论争中借助修辞。比如,英国科普大师格里宾教授的《深奥的简洁》一书中介绍到一个科学史上的案例:

 

“虽然牛顿定律(包括重力定律)可以完美地算出两个物体互相环绕的轨道(月球环绕地球或地球环绕太阳等),但它们不不能给出三个以上由重力吸引的物体运动的精确计算(例如地球、月球和太阳共同在太空中的运行)。这就是所谓的‘三体问题’(three-body-problem)”

 

这意味着在漫长的时间之后,行星会脱离其原有的轨道。牛顿自己无法解答这个问题,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辩论:

 

“他自行提出一个答案,认为如果行星偏离了现在的轨道(或许一路向太阳回旋,或者往外层空间跑),上帝总会手插手把它们放回正当路径。这个论点引来莱布尼兹的激烈反击,他用时钟和牛顿的机械宇宙做模拟,嘲讽牛顿的上帝一定是个差劲的钟表匠,因为他竟然做不出一个不需要修理就能正确运行的时钟。”

 


——我联想到道金斯把大自然比拟为“盲眼钟表匠”,忽然意识到“钟表隐喻”可能是科学家喜爱使用的修辞。于是便在课堂上设置了这样一个提问:

莱布尼兹把牛顿的上帝比喻为“差劲的钟表匠”;

  道金斯又把大自然比拟为“盲眼钟表匠”;

  为什么科学家会喜爱“钟表”这个喻体?

 

在我继续往下讲的时候,同学们的回答也在微信群中陆续传来:

 

小元:

自然界的运转是精确而有规律的,而钟表也是由大大小小的齿轮推动着巧妙运行,二者有相似基础。

 

心园:

钟表象征着合规律的机械的运行机制,与用物理学视角所解释世界运行机制具有相似性。

 

梦丹:

钟表有固定的转动规则,大自然也是,有恒常的运行机制,它们都是精密复杂的。

 

宁欣:

而且钟表大家比较熟悉,也容易理解其运行机制和特点。

 

梦丹:

而且钟表有给人一种累积感,大自然的秘密就是很多规则、现象积累在一起的。

 ————

哈哈,梦丹说到的“累积感”好像挺深奥的,我还得好好琢磨一下。我觉得同学们都能在课上积极动脑,体味一个词语的修辞效果,以及一个科学传播修辞与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的深层关系。

 

在接下来的课堂上,我们还一起探讨了科学传播修辞的合理性边界问题。比如,达尔文在他伟大的生物进化论著作《物种起源》中原来有这样一段话:


  “可以说自然选择每日每时都在世界范围内检查每一种变异,甚至最细微的变异。它剔除坏的变异,保存和积累好的变异,只要有机会能改善每一只生物和它的生存条件的关系,自然选择就默默地、不知不觉地工作。……”

 ————

  但是,另一位生物进化论的共同发现者华莱士却礼貌地提出意见,不赞成达尔文使用“自然选择”这个词语,因为这个隐喻容易使人把“自然”看作是一种有意识的主体——等于另一个上帝了,从而完全误解进化论创造性发现的自然历史过程。


所以,在《物种起源》后来的版本中,达尔文便把这句话修改为:“可以隐喻地说,自然选择每日每时……”

 

——达尔文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华莱士的意见,却最终也没舍弃修辞。于是“自然选择”这个实际上修辞化的表达就成为人们所熟知的进化论的基本原理了。

 

  其实在当代,科学话语中的修辞问题,仍然免不了华莱士那样的担忧。比如,数月以来肆虐世界的新冠病毒是不是很“狡猾”?

这是一种修辞,还是病毒的客观属性呢?

 


以上是科学传播者和科学家自己使用的“狡猾”。

 

但是,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在接受《财经》杂志记者纪麓的采访中,却对“狡猾”之说不以为然:

 

病毒跟宿主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拮抗的关系,我比喻它为“拔河”。这个过程中,病毒和宿主彼此要适应——病毒适应人,或者人适应病毒。

……

有人说病毒很狡猾,这个说法并不恰当,因为病毒进化的自然规律就是这样。病毒的传染性变强,它的致病性就转弱。可以说这就是病毒逐渐适应人体的过程,并不意味着这个病毒有多特别。

(《病毒学家金冬雁:治愈患者短期内二次患病几乎不可能》,财经杂志  2020-2-24)

 

那么,为什么这位科学家自己使用了“拔河”这个修辞,却不接受别人使用的另一个修辞——用“狡猾”来形容病毒呢?

 

前不久,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接受中新社、《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访也说道:

 

很多人现在都喜欢用“非常妖”这个词来描述新冠病毒。……我们一直在看这个病,一直在摸索新冠病毒的脾气,脾气搞清楚了以后,你就不会觉得它是非常妖的一个病毒。事实上它就是冠状病毒家族的一个病毒,只不过脾气跟别的冠状病毒略有不同。

   它的排毒的时间可能跟你预想的稍微有点不一致,但是谁告诉你它排毒只排两个礼拜呢?谁告诉你每个病毒排毒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呢?谁也没有说过,只是你自己这么认为而已,所以对于这样一个病毒,我们认为它妖,是因为我们可能还没有完全了解

————

  显然,这两位学者都把人们对于新冠病毒的“狡猾”的描述归结为人类自身的认识局限,即“狡猾”是人的主观感觉,一种拟人化的修辞,而不是病毒的客观属性。

 

这实际上涉及的是修辞化表达与事物真实规律的关系。

从张文宏医生的话来看,如果了解了事物的规律,那个拟人化的修辞“非常妖”这个词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但是,你看,他自己也使用“脾气”这个拟人化的修辞。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他不愿意接受“非常妖”这个修辞,而可以接受“脾气”这个修辞呢?

 

  昨天下午的课,我就讲到这里。因为我最后提出了两个问题,所以同学们的回答也在下课之时接连传到了微信群中:

 

乐滋:

我感觉,用“拔河”来比喻病毒和宿主之间的对抗,其实体现出人和病毒斗争的平等地位;“狡猾”的用词好像有点强调病毒相对于人类的优势地位,在价值上不积极,不知道这种理解可不可以。

 

梦迪:

虽然都是修辞,但是“拔河”更符合病毒的特征,体现出病毒和宿主的相互影响和牵制,这是符合科学的。但是“狡猾”的意思更多的是病毒完全占优势,人体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是不符合科学的。

 

红梅:

因为“狡猾”突出了某种病毒的强大和独特性,仿佛它很不一样,人仿佛处于一种被侵犯的被动地位。而“拔河”是一种双向的过程,人与病毒相互适应,人与病毒相互搏斗,而不是单方面受到侵犯。

 

宁欣:

拔河&狡猾:我认为是和科学传播中修辞的使用受科学本身严谨科学性限制有关,“狡猾”还有“妖”都只是人们对病毒的想象,其实也是我们对病毒不够理解的表现,不太符合病毒适应人体的本质规律。另外这种妖、狡猾其实也会给大家一种病毒难以战胜的感觉,但是否真的是这样,还是需要探究的。

 

宇欢:

我觉得具体修辞的选择主要还是依据病毒的真实情况而定。病毒与人的关系就是拔河中相互斗争然后“你赢我输”的关系,说病毒狡猾可能是复杂化病毒了。

 

梦丹:

其实刚刚老师也表达过,修辞的使用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前提是尊重事实、不违反现象本质,是否接受修辞就应该基于此。“拔河”体现二者的对抗关系、相互作用;“狡猾”就绕开了相互对抗,没有反映出敌弱则我强、敌强则我弱的关系。而且疫情当前,略显不够客观、偏消极~

 

小萌:

科学家不认同的不是修辞,而是修辞背后的科学知识,他认为病毒的确存在传染性强,致病性弱的特点,并不是新冠病毒特别“狡猾”。

 

珂嘉:

狡猾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语,用于科学传播中不够严谨,会使医学素养不高的普通大众产生误解。拔河词意本身更中性,与人们生活更贴近,能够让人们更好理解病毒。

 

  我在同学们的回答中感到,他们能够深入体会一个词语微妙倾向,也能够从科学传播的社会效果进行评价。


  我觉得,病毒的“狡猾”,就像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用“自私”来描述基因所具有的自我保存、自我复制的顽强倾向一样,不具有道德意义,更不表述病毒具有一种清醒的意识,它们至多是表述一种客观的生命现象。它们像达尔文使用的“自然选择”一样,是修辞化表达。


   而张文宏大夫在表述人类的认识局限的时候,其实表达的恰是人类的理性态度。



不过,当文学家这么说的时候,没有人会当真。但是当科学家也这么讲的时候,那可能就不一样了。




END


科普中的比喻,它的边界和基础

2020年疫情期间的网络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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