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名的神奇“分水岭”:为什么东晋之后两个字的名字渐渐变多了?

国家人文历史 国家人文历史 2020-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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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看《三国演义》时常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剧中的人物几乎全部是单名,仅有的三字名也都是复姓,比如诸葛亮、司马懿、太史慈等等;但到《隋唐演义》时却完全不同,从虚构的宇文成都、裴元庆,到真实存在的单雄信、徐世勣,双名大量出现。这并不是我们的错觉。据统计,《后汉书》、《三国志》记载的人物中单名的比例高达98%和99%,而《隋书》和两《唐书》中的比例却降到了59%和43%,有相当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怎么产生的,古人在起名时又都考虑哪些因素呢?

电视剧《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名场面之一

避讳与汉晋的单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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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名和字是两个相关又不同的概念,在称呼时有严格的规则。《礼记·檀弓》记载说:“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意思是士人在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要使用不同的称呼,幼年称“名”,行冠礼之后称“字”,五十岁以后称“行第”,死后称“谥号”。行冠礼代表着成年,要由父母或长辈赐予“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此后除了国君、父母、长辈等以外,其他人要称呼其“字”以表示尊敬。古人的名与字之间往往有密切的关。比如《三国志》记载关羽本字长生,后改字云长。羽指“羽人”,是汉代一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仙人信仰,其核心就是长生,其后所改的“云长”同样与此有关;唐代茶圣陆羽,字鸿渐,取自《周易》的“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
  
陆羽的名字来源于《周易》的“鸿渐于陆,羽可用为仪”

士人成年之后,名对其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可以用来确认交往双方的地位尊卑高下,另一方面也与人的安全、命运有密切关系。比如春秋以来的“策名委质”之礼,就是将自己的名写到国君的载书之上,来表明君臣关系的确定;先秦盛行的巫术,则要以木刻为人像,写名于上来进行诅咒,人名在其中起到代表被诅者媒介的作用。对名的重视在许多文化中都存在,人们常常以为名字和它们所代表的人或物之间不仅是概念上的联系,还有实在的物质联系,因此巫术可以通过名字,犹如通过头发、指甲及人身上其他部分一样,来为害于人。现在的影视作品中偶然还能看到这样的现象。

电视剧《甄嬛传》中安陵容一边念着华妃的名字一边扎小人诅咒对方,被皇后发现后斥责为行“巫蛊之术”


因为这些原因,我国很早就产生了避讳制度,凡君主和尊长的名均不得直书或直说,必须加以回避,这也使先秦时期在起名时就有很多的要求。《左传》记载申繻为桓公之子起名时强调“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牲畜,不以器币”,因为“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牲畜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先秦时期的人口还比较少,且仅避死讳(死后方避其名讳),不会造成人名、物名的混乱,所以单双字之名都很常见,比如齐桓公名小白,晋文公名重耳,郑庄公名寤生等。

秦代开始避生人名讳,比如秦始皇名嬴政,故讳“政、正”,称“正月”为“端月”。两汉以来避讳制度越来越严格,不仅帝王名讳有专门的用字,比如高祖刘邦“讳邦之字曰国”,武帝刘彻“讳彻之字曰通”,而且避讳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包括了皇族和外戚之讳。这导致需要回避和更改的文字越来越多,汉律中又有触犯讳法的规定,引发了实际生活的种种混乱。汉宣帝曾经因此下诏:“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下令免除百姓之罪。为了克服这些弊端,两汉以来的皇帝大多采用单名,以减少所讳之字,比如汉昭帝一开始名“弗陵”,后来改成单名“弗”,就是“以二名难讳故”。士人等精英阶层在帝王名讳之外还需要避父祖等家讳,因此单名很快形成一种文化习惯,风靡全国。

电视剧《楚汉传奇》中的刘邦

除了避讳这种实际考虑,汉武帝之后儒学理念的渗透也是单名化普及的重要原因。两汉时期占据经学主流的《公羊传》中有“二名非礼也”,“《春秋》讥二名”的说法,这对于当时的士大夫们有深远的影响。著名的时空穿越者·理想改革家·新朝皇帝王莽,就是严格遵循儒家古礼的典型。他在即位之后大搞复古改革,除了改易官名、地名、国名外,还颁布“令中国不得有二名”的诏书,甚至还劝说匈奴单于改为单名。史称“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遵从了王莽的改制。这也进一步加强了单名观念,姓、单名、字所构成的人名成为此时期的官吏、儒生一般的制名习惯。

东晋以后双名的兴起

02



汉晋时期流行数百年的单名传统,在东晋以后开始发生改变,双名逐渐增多,并与单名呈并驾齐驱之势。这种变化,主要是受到宗教和民间风俗的影响。经过汉末的“黄巾之乱”和西晋的“五胡乱华”,两汉以来的儒学传统逐渐被破坏,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名士开始引领潮流。他们遵循“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原则,尝试冲破礼教的限制,追求自由平等。与此同时,东汉末年形成的道教和自印度东传的佛教影响逐渐增大,除了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它们也影响了汉晋时期制名的惯例。

东晋后期社会上层兴起的双名中,“单名+之”是一种常见的姓名构成方式。这种例子非常多,比如“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军万马避白袍”的名将陈庆之,南朝著名数学家祖冲之,为《三国志》作注的史学家裴松之,著名画家顾恺之等。当然最为典型的当属“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家族。王羲之属于琅琊王氏,是侨居南朝的北方大族,与其平辈的六世有晏之、允之、颐之、胡之等;七世有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等;八世有陋之、裕之、静之、镇之等;九世有悦之、标之、唯之等;十世有秀之、延之、舆之。

青玉王羲之爱鹅图意山子,故宫馆藏


单纯从文字的角度来说,“之”只是一个虚词,并没有实质性的字义。根据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之”进入名是天师道徒的习惯,具有信仰标识的内涵。天师道的前身是汉末张陵所创建的“五斗米道”,主要在下层民众中传播,西晋后由寇谦之和陆修静进行改造,并在士大夫阶层中逐步普及。天师道宣扬长生不死观念,鼓励采药炼丹,深受门阀士族的喜爱。根据史籍的记载,琅琊王氏“世奉五斗米道”,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尤其虔诚,以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他任会稽内史时,恰逢孙恩之乱,当叛军包围会稽城时,他不仅不派兵防守,还笃定地祈祷天师相助,最后城破身亡,死的不明不白。

除了“之”字,同样带有宗教性质的“道”、“昙”、“灵”、“僧”等虚字也大量成为人名的用字。比如南朝书法家王询的孙子辈有僧达、僧谦、僧绰、僧虔,曾孙辈有僧亮、僧衍、僧佑。南北朝门阀士族势力强大,尤其重视避父祖之家讳,但“之”、“道”这一类虚字主要是作为双名中的信仰点缀,不具有实际人名功能,所以不需要避讳。我们可以看到王羲之家族五代中人名带“之”字者多达数十人,不仅从姓名中完全看不出辈分,而且父子、祖孙等均“同名不讳”,这也使双名成为一时风尚。


宗教对中国古代人名的影响很大,除了改变单名的传统,很多人名都直接采用宗教中的名号或者术语。北朝时期人们多以神将为名,比如北魏北地王世子名叫钟葵,元义的本名为夜叉,他的弟弟元罗,本名为罗刹。这种传统也延续到了唐朝,哪吒父亲托塔李天王的原型李靖,原名李药师,就是源于佛教中的药师佛,后来金庸《射雕英雄传》东邪黄药师的名字,很有可能就是借鉴了李靖的本名;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杀掉的隐太子李建成,小名为毗沙门,是佛教中四方位天王之一的“北方天王”,在中国内地多以战神的面貌出现。

电影《东成西就》中张国荣扮演的黄药师

除了宗教,双名的兴起也受到民间文化习惯的影响。汉晋时期许多底层民众既无冠礼也没有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以名相称。民间所起的人名不求典雅,多带俚俗色彩,又因语言习惯常以双字出现,所以在单名流行的汉晋时期下层也有许多双名者。上层的士族虽然有单字的雅名,但同样也有非常随意的小名,比如曹操小名阿瞒,刘禅小名阿斗。南北朝时期,士族的小名也颇有民间色彩,西晋齐王司马攸小名为“桃符”,司马昭非常喜欢他,常称呼他的小字“此桃符座也”;辛弃疾的名句“人道寄奴曾住”中的寄奴,就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此外梁武帝萧衍小名为“练儿”,他的儿子萧子卿小名“乌熊”,都是俚俗之名。南朝为寒人政权,处于精英和基层之间,经常变动阶层,他们的存在使精英阶层受到了民间习惯的影响,逐步突破了单名观念的限制。

同时,双名相对于单名多出一个字,也能表达更丰富的内涵。比如东晋时期桓豁听闻前秦苻坚国中有谶言“谁谓尔坚石打碎”,于是其子名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等,以应谶言;唐高祖李渊有嫡子四人,分别名为建成、世民、玄霸、元吉,合其名首字为“建世玄元”,寄托了李渊对诸子的殷切期待。出于表意需求和审美需要,门阀士族人名中的虚词逐渐超出了信仰层面,开始普遍出现,这又反过来推动了双名化的进程。

《步辇图》(局部)所绘是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


谱牒的繁荣

03



现在中国南方的许多地区还保持着相当浓厚的宗族文化。有的宗族人数颇多,而且散落在全国各地,不能参加例行的宗族活动,但族谱却能成为他们联系和认同的重要纽带。

魏晋南北朝还是世家大族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高门士族尚门第、重婚娅,他们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正和庶族的界限,编撰了大量的公私谱牒。谱牒的修撰讲究世次系统,大宗谱例一线贯通,虽数十代而不绝,而随着宗族人数的扩大,必然有明世次、分经纬的要求。在单名流行的时代,这种要求主要通过排行字,或者共用部首等方式来实现。排行字就是在字中以“伯仲叔季”进行排列,一般同父兄弟间用此方式。比如我们熟悉的三国时的孙策,字伯符;他的弟弟孙权,字仲谋;三弟孙翊,字叔弼;四弟孙匡,字季佐。还有单名中用同一部首之字来表明辈分的,比如南朝宋沈怀文三子分别名为沈淡、沈渊、沈沖,均为“氵”旁。

《历代帝王图》孙权像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宗族的规模总是越来越大的,远房宗亲之间相见常常需要排清辈分。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就说,当时的“河北士人,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这样大规模的宗族,不管是追寻父祖还是查阅谱牒来排辈都不方便,从人名上来做标志就成为流行的选择。但是偏旁数量有限,而且可供选择的字也有限,随着辈分的增多难免会出现重复,造成混乱。随着民间私修谱牒之风的盛行,很多家族开始以双字来取名,用一个共用字来标识辈分。比如出自清河房氏的唐初名相房玄龄,他的家族世系:

房熊——房彦诩——房玄赡
房彦谦——房玄龄
房彦询
房彦式

隋唐以后这种现象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称呼行第的风尚。行第是同曾祖父兄弟的长幼次序来排定的,唐代上至皇族,下至百姓都以行第相称。比如诗仙李白又称李十二,白居易又名白二十二,刘禹锡又名刘十九。杜甫曾经有一首诗《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指的就是李白。唐睿宗执政时期,每次遇到宰相奏事,就问“曾与太平议否?”又问“与三郎议否?”这里面“太平”指的是太平公主,“三郎”指的是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他排行第三。当时正是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争权的时期,他曾因为睿宗偏向太平公主,泣曰:“四哥仁孝,同气唯有太平”。李隆基排行第三,他是没有四哥的,这里的四哥指的是他的父亲睿宗李旦。李旦是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小儿子,排行第四,所以称之为“四哥”,并没有平辈的意思。宋代还延续了这种风俗,比如欧阳修又称欧九,秦少游又名秦七。宗族中排辈的需要,也进一步推进了双名化的趋势,成为宋代以后按照“字辈谱”取名的开端。
 
电视剧《清平乐》中的欧阳修


参考文献:
魏斌:《单名与双名:汉晋南方人名的变迁及其意义》
董佩:《两晋南朝正史中所见人名研究》
侯旭东:《中国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义——尊卑、统属与责任》
王泉根:《南北朝人名与宗教》
萧遥天:《中国人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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