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郭德纲与8000万结婚的辛有志:师徒制风云30年

黑天鹅图书 黑天鹅图书 2020-05-29


作者:铁林
公众号:互联网斗兽场(ID:


辛有志本质是电商,靠社交流量来卖货。德云社和本山传媒,人就是资源,他们靠演出、接广告、上综艺、拍戏来获得收入。

但三代人都面临共同的麻烦。

2008年,春晚小品《火炬手》演出结束后,赵本山在后台失声痛哭。演出让他倍感疲惫,他觉得剧本不够优秀,太正,像在教育人,如果不是老搭档宋丹丹和他配合默契,节目很可能就“砸了”。
上春晚的难度一直很大,节目说砍就砍,不管什么明星到了春晚都是不论身价的艺人,直播时还必须保证表演万无一失。那次登台后,宋丹丹以“心理压力过大”为由,宣布退出春晚。
就此,赵本山合作最多的三个演员,高秀敏(因病去世)、范伟、宋丹丹,相继告别了春晚舞台。
这是春晚演员新旧交替的信号。
一年后,一个穿着苏格兰格子裙,翘着兰花指,眯着小眼睛的年轻面孔出现在小品《不差钱》里,“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一辈子过去了。”徒弟小沈阳站上主位,负责抖包袱,赵本山成了绿叶。
那场演出结束后,小沈阳一夜爆红,但师父赵本山想到的却是其他的事。
没过完年,他就赶回公司给徒弟们开会,告诉大家:不是小沈阳,也会是别的人,师弟出来是大家的光荣。这次小品的成功,打开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以后大家都有机会,不要心理不平衡。
转过身,他又提醒小沈阳:你一定要跟师兄弟,谦虚谨慎,要跟他们多打电话,忘掉你已经火了。
本山传媒的内核,还是一个类家族式企业。赵本山花了莫大的心力,才找到管理一群农民艺人的办法。徒弟们家里有个什么事儿,离婚、吵架,都要找到他来评判处理。
以师徒制为核心建立的公司,似乎注定如此,工作和生活没有清晰的界限。
相声演员岳云鹏在师父郭德纲的节目上,提到过一桩往事。2010年左右,岳云鹏母亲重病,急忙从北京赶回老家,路上着急,一边开车一边哭,等到了医院,又得知母亲的病急需做手术,至少得准备12万。
当年的岳云鹏,身上压根凑不出这12万,无奈之下告诉了师傅,郭德纲安慰说没事,“人命关天,赶紧回来上北京做手术,钱我给你拿,医生我给你找。”此后,岳云鹏成了德云社旗下最忠心不二的弟子。
不过,情感拴不住所有人。
同样是2010年,德云社风雨飘摇,弟子李鹤彪被爆殴打记者、德云社创始人之一的李菁宣布退出,德云社因打人风波宣布整改,停演一个月。随后,郭德纲当时最火的弟子,曹云金,也“低调”退出了德云社。他们之间的矛盾,要到2016年才完全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
人情和制度夹杂,管理难度倍增。
作为中国古代传承手艺的主要形式,师徒制原本不该再成为现代公司的管理方式。但随着网络主播这一行业的兴起,以师徒制为核心建立的公司再次复苏。
比如来自黑龙江大农村的辛有志,外号辛巴,在网上拥有超过4000万粉丝。整个2019年,他的直播间带货总成交额超过130亿,而北京以高客单价著称的奢侈品商场SKP的全年交易额是150亿,客流量超过2700万的朝阳大悦城则是45亿。
凭借他的影响力和吸金能力,网红慕名而来,拜他为师,成立家族——准确的说,是披着家族外壳的网红带货公司。
赵本山、郭德纲和辛有志是三代人,年龄上正好相差16岁。和辛有志靠短视频平台走红的情况不同,赵本山的成名,必须归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媒体的大众化普及,而郭德纲则是起于博客和社交媒体的时代。
技术的衍化不断改变着草根们成名的方式,但从未改变草根网红的传奇性。
1.
 / 赵本山的农村经验 /
“从一个普通的民间艺人到了名人的过程,穷人到富人的过程,我走得是这么一条路,我知道他们(徒弟)需要什么,需要解决什么。”这是赵本山的管理本能。
农民赵本山出生于1957年,辽宁铁岭人,从小跟着身边的叔叔学习吹拉弹唱的手艺,擅长表演二人转,到了上小学那会儿,已经是附近几个村都知道的名人,被评价“挺好玩儿”。
上世纪60年代,日子清苦无比。母亲早逝,父亲逃荒离开了老家。那一代人,脑子里永远有贫穷和匮乏的记忆。常年吃不饱饭的情况下,只有年夜饭值得期待,那一顿能吃到顶上喉咙,后面连着几天都吃不下东西。
17岁的赵本山,初中没毕业,就进了当地公社的宣传队,做二人转表演。那时候也不图挣多少钱,就指望着能吃饱饭,一次表演,报酬也不高,有时候一个团的人分十来块钱,有时候就是给一筐鸡蛋。但一年后,宣传队还是黄了,赵本山本来指望着在宣传队混日子,这一下没了着落,找不到地方去。
家里老婶儿想到的解决办法是替他“保媒”,找人一起过日子。但赵本山没了正式工作,也只会点吹拉弹唱,干农活儿又不太行,这在农村的相亲市场上不是个优势。还好他运气不错,前妻对他没有太多要求,拉了自己的东西到他家跟他一块儿过日子。
农村的婚姻生活,更像是搭伙过日子,没人把爱情挂在嘴边。相处久了,伴侣就是亲人。
赵本山似乎生来就有表演天赋,他总比一起表演的人要更好笑一点儿。最早注意到他的,可能是《摔三弦》的导演李忠堂。
1982年是个特殊的年份,计划生育政策正式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李忠堂是铁岭市群众艺术馆的馆长,那年他到乡下体验生活,结果发现村里来了个算命先生,说那一年怀孕就可以“生男孩”,这导致村里不少女性为此争相怀孕。
《摔三弦》的剧本创作受此启发,讲了一个破除封建迷信的故事,算命先生盲人张志受团支书开导,最终摔了手里的三弦,彻底远离算命。
谁适合在舞台上演这个有些另类的盲人张志?
李中堂想到了两年前他偶然认识的赵本山,几经周转,他联系到赵本山,将他借调到团里拍戏。《摔三弦》成了,在省里出了名,赵本山也有了名气,许多人认为是他的表演成就了这部戏。
由此,赵本山实现了他年轻时候最大的两个梦想:一个是吃饱饭,另一个是进城。后来,他的表演舞台越来越大,直到1989年登上了辽宁电视台的春晚。
2.
 / 郭德纲三进京 /
赵本山从村里进城,接拍《摔三弦》那年,1973年出生的郭德纲才9岁。
当时,郭德纲第一次尝试了说相声。他在各种采访里讲过自己和相声的因缘际会,不会抽烟、不会喝酒、不会打扑克、不会跳舞,没有应酬,唯一的爱好就是上台讲相声,台下琢磨相声。
天津是座老城,好些东西都保留着老样子,包括相声,也是在这种氛围中保存下来的。
跟赵本山这个村里长大的人相比,郭德纲对大城市有更具体的目标——去北京。只不过,这个目标郭德纲愣是尝试了三次才实现。
第一次是1988年,他当时考进了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说唱团,同团的都是些圈内的厉害“角儿”,比如相声演员高英培、孟繁贵,歌唱演员韩笑、苏红。郭德纲也总是忍不住想,自己什么时候能当上相声大腕儿?还没成名,郭德纲就回了天津。
后来某个春节,他碰到当时的老团长。饭局中,老团长一脸愧疚,再三敬酒。郭德纲跟老团长说,您不用这样,我当年确实一文不值。
1994年,郭德纲二次进京。过去几年他在天津红桥文化馆,跟着相声演员杨志刚。学手艺的徒弟,就算是把半条命给了师父。除了学艺,还要有眼力劲儿,该干的杂活儿都得干,不能坐的位置绝对坐不得,规矩异常的多。
师徒二人相处得并不愉快,郭德纲成名后,杨志刚直接在几家报纸上,曝光郭德纲在虹桥文化馆期间,曾模仿领导签字报销上万元,后在其帮助下找票抵账,降到4000元以下才被免于刑事责任;郭德纲迅速反击,避去杨的名讳,公开指责某某馆长,用公款装修房子,与女同事同居。
90年代的祸患,一直留到了千禧年,师徒二人最终对簿公堂。
二进京只是无奈的举动,他全无准备,铩羽而归。
1995年,郭德纲第三次来到了北京,他依然想成为大腕儿。但生活照旧十分难熬,他总去住最便宜的地方,一度因为挣不到钱交不起房租,有时候,房东在外边砸门,郭德纲躲在门背后,不敢出声。
后来,郭德纲自己写文章回忆往事,总是能准确记住那些在他成名路上添堵的人。文章里少有指名道姓,不过明眼人一看都能明白。不同于赵本山的时代,伴随互联网的兴起,郭德纲成名路上的恩恩怨怨,每一笔都留下了印记。
3.
 / 通俗与三俗 /
 1990年,33岁的赵本山在相声演员姜昆的引荐下,成功登上春节联欢晚会,一炮而红。他的表演能力太强,属于其他演员最不喜欢的类型,跟在他后面登台压力太大。在赵本山的带领下,春晚开启了一个属于小品的时代。
南方人对东北的理解,很多就是从赵本山、小品以及二人转开始的。整个90年代,除了1994年,因为报到太晚导致当年节目被取消,赵本山在春晚的表演风雨无阻。
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每一年的作品,都被要求超越去年的表现,各方领导对他的要求也更高,包袱要几秒一个。2001年春晚,和范伟合作的《卖拐》再获成功后,赵本山曾想过退出春晚舞台,但到了第二年春晚,赵本山还是出现了,他又陷入了痛苦的循环。
赵本山红透半边天的时候,北漂青年郭德纲还在小剧场演出。收入不稳定,家庭不稳定,一直到2004年,郭德纲的剧场生意才有了起色。相声已经失去市场十几年,千禧年后还有人愿意花钱听相声,一定是表演者非常熟悉自己观众的喜好,找到了打开市场的方法。
不过,郭德纲觉得自己是接地气,其他同行觉得表演“低俗”。
有一年,郭德纲去找马季给德云社题字,现场竟然接到同行电话“挑拨离间”。马季当时说:你们不要这样,人家郭德纲是在做对相声好的事。
其他同行,那时候指的是“主流相声圈”,也就是姜昆等相声大腕儿。他们以电视演出为主,早期的相声题材大胆,讽刺能力一流,注重文化内涵,寓教于乐。
而郭德纲是剧场派,剧场要让观众花钱,就得现场互动,内容有时会踩进灰色地带,效果上优先追求让观众“乐”,而不管怎么乐。
郭德纲写过很多文章来讨论何为低俗、三俗:“一百多年前有相声是为什么,是为了挣钱吃饭。相声就相当于剃头、修脚、赶大车、当厨子,是一门手艺。当年,相声不是为了讽刺人,不是为了教育人,不是为了歌颂谁,什么都不为,就是为了活命。说相声的人为了活命,观众是为了找乐。”
在这一点上,郭德纲和赵本山惊人的一致。他们认为,喜剧表演如果优先强调教育意义,则意味着表演会失败。
争论从未停止,但市场的选择已经有了结果,2005年末,郭德纲爆红。有关郭德纲的报纸采访、电视采访,密集地多了起来,同时,反郭德纲的声音也变得更多、更清晰。
2006年,北京相声俱乐部在东城开了一次座谈会。郭德纲赶到现场后,发现人手一份《倡议书》,主题就是反对相声界的“三俗”。这次会上,做总结发言的人,就是当时的曲协副书记姜昆,那位帮赵本山登上春晚舞台的大哥。
郭德纲知道这是针对德云社的座谈会,事后他在书里说,“打开电视,看电视剧,骂街的、杀人的、防火的,什么都有,怕我们相声杀伤力太大?”
赵本山在推广二人转时遇到过同样的指责。
2004年,赵本山带着自己的徒弟参加央视的一档节目《今夜小品灿烂》,期间就有一场二人转表演,女演员解开了男演员的上衣,随后又往男演员裤子里扇风,此时主持人上台终止了两人的表演。
赵本山随后登台,表示不满,“我知道这是中央电视台,但是也别这样,既然请我们上台来演,就应该让我们演完再说啊。”此举引来不小的争议,事后他解释说自己不是在和中央电视台作对,他只是单纯希望二人转能拥有更多机会。
为了打开二人转的电视市场,赵本山坚定的提倡“绿色二人转”,他懂二人转,懂观众,也懂电视的尺度。
4.
 / 新生代的审美轮回 /
极具内涵的高雅艺术,往往不属于绝大多数人,人民群众热爱的是街头文化,但后者又常常被扣上“低俗”的帽子。
岳云鹏为母借钱和曹云金宣告退社的那年过后,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了,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相继成为大众文化生根的土壤。表演者变得更年轻,更大胆,为了点击、传播和分享等数据指标,他们必须在数亿人的审美上取一个公约数,虽然结果不被主流审美群体接受。
前两年,平台上最火的东北歌手是1994年出生的天佑,他的成名作是翻唱《一人我饮酒醉》。这首歌韵律强劲,歌词却是走的复古文风,斩断情丝、败帝王、斗苍天、戎马一生、夺得皇位,都是网文高频词大集合。
这种演唱方式,网友称之为喊麦。喊麦的人通常自称为MC某某,韩国人习惯把主持人称为MC,但中国式的喊麦是多种形式的混合体,MC们只在乎临场发挥的气势。
当年的天佑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他是赵本山女儿球球(赵一涵)的绯闻男友。天佑最红的那段时间,俩人多次在直播间互动,并一同受邀参加某汽车品牌的现场发布会。只是天佑的爆红没持续太久,因为直播间的言论问题,他遭到了全网封杀。
留下的主播们心里越来越明白,知道什么东西不能出现。一如当年赵本山提倡“绿色二人转”一样,视频平台的内容也要向电视台的标准看齐。
成长于网络时代的辛有志,不仅深谙这些标准,还明白在网络时代如果想红,就必须打造人设,必须有足够的故事吸引粉丝。
他对外讲述的个人成长故事,就像男频网文里一路升级打怪的主人公。
赵本山初登春晚舞台的1990年,黑龙江省通河县人辛有志才刚刚出生,同样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家贫,早早辍学外出打工。
第一次做生意,辛有志在镇上开了一家水果超市,挣了一点小钱。不过,据他自己所说,那段时期,他交了一群新朋友,一起打台球、泡酒吧,水果生意被耽误下来,等回过神,发现银行贷款加上经营损失,累计到了六十多万。
为了偿还欠款,他选择了赴日打工。初到日本,辛有志无依无靠,想象中的财富并没有如愿到来。直到海淘崛起,辛有志开始在日本做起代购生意,生活才有所好转。但因为手续问题,他的海淘生意只做了两年,就被日本政府查处,财产没收的同时,还被拘留了两个月。
后来辛有志回到了国内,又做起了日本进出口贸易生意。过往的人脉帮助他东山再起,还拿到了4000万的投资,但合作不到3个月,合伙人迅速掌握了他的采购、销售渠道信息,辛有志在公司运营中很快失去主动权,最后失去了第三次创业的这家公司。
不过,经营进出口和代购业务的他,接触到了社交媒体这种推广方式以后,开始逐步把自己打造成懂生意、懂外贸、能拿到好货的网红。
他身上的一切,都成了他吸引粉丝的卖点:如何在最难的时候东山再起,如果做好“农民的儿子”,如何面对曾经的“仇人”,粉丝喜欢这些故事。
婚姻是更优质的卖点,他和妻子初瑞雪的爱情故事,已经被演绎成了标准的民间夫妻恩爱典范。从恋爱到结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社交平台上同步。
他为妻子在鸟巢举办8000万的婚礼,结果直播婚礼的时间段内,还卖掉了价值1亿多的商品。暧昧期、表白、求婚、矛盾、复合,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成为一场表演,真真假假,恐怕只有当事人才闹得明白。
草根网红们无意进入主流评价体系,他们甚至可以在视频平台上大方秀出自己的豪车和豪宅,劳斯莱斯、兰博基尼都是基本标配。这是属于他们的财富展现方式,在网红的世界里,消费实力是粉丝实力的一种直观体现,有钱和成功是划等号的。
而赵本山和郭德纲这类艺人很难如此高调,他们很忌讳高消费曝光,很容易被解读为“飘了”或者不接地气,更有可能因此引来税务的追查。
5.
 / 老板和师父 /
网络红人之间的拜师逻辑,其实跟二人转、相声圈相差无几。
师父本人,首先必须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和吸金能力,才可以成为某个家族的核心。就像当年选择赵本山做师傅的那几代徒弟里,大部分还是想借着他的名气,让自己出名、挣钱。
赵本山在东北收来的徒弟,全是文化程度不算太高的二人转演员。他必须像个大家长一样,全方位介入徒弟的生活。到了2019年,赵本山的师徒帝国已经有了上百位成员。
“他们身上有很多毛病,不良习惯,打媳妇儿,离婚跟别人好了,后来一点点聊。刚开始没制度,开会都费劲儿。一开始不理解,(公司)为什么老开会,玩儿多好,有的时候公司组织开会,都来不齐。后来我给他们定制度,不开会,罚多少钱。哪怕不听,也会把时间对付好了。你演出事故,都跟钱挂勾。”赵本山花了很多心血在自己的徒弟身上。
由此,他得出了属于他的第一管理心得:感动。
“从情感上,需要我办什么事,需要用钱,还是我给他们拿。家里有任何一切,孩子读书,我都要出头。”
这完全超出了一个普通公司老板的权责范围,但在师徒制里又是如此的有效。赵本山收徒这些年,徒弟成了公众人物,出了点什么事,他往往也要出来表态。在极强的情感束缚之下,徒弟不能随意选择离开公司,否则就属于不恩不义,背叛师门。
一家网红经济公司的老板在与这些网红接触时就发现,民间的野生网红,往往很难操控,也不太知道怎么规划商业路线。因此,取得对方的信任变得尤为重要,然后才有可能建立合作关系。在这整个合作过程中,他甚至有可能要负责签约网红的婚礼操办或者各种生活琐事。
他所面临的问题,和赵本山当初收徒经营公司时,一模一样。
师徒制公司中,师父本人在公司里,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威,否则人心就容易散,也容易失去对徒弟的掌控能力。
2005年郭德纲开始走红,同他一起走到台前的,还有他的徒弟曹云金。曹云金很受郭德纲重视,是德云社的台柱子。但到了2010年,也就是德云社最动荡那年,曹云金因不满公司新的聘任合同条款,选择了退出德云社。
退社后双方各有各的发展,但矛盾越积越深。
2016年,曹云金发微博控诉郭德纲的七宗罪,包括收徒只为收取学费,阻碍徒弟个人发展,辱骂徒弟,克扣酬劳等等。虽然郭德纲出面一一进行否认,但师徒恩怨就此成了一滩浑水,外人完全无法知晓其中的是非对错。
和现代公司制相比,师徒制更加讲究情份,更加不分彼此。师父的权威大于一切,师兄弟间要讲究论资排辈,徒弟大多数时候必须选择服从。郭德纲甚至编了德云家谱,也提“三节两寿”,告诉弟子要孝顺师父师娘。
这些以师徒制为核心的团体,更像是过去的帮派组织,西方公司化那套,倒像个摆设。
师徒制,不管在行业内还是行业外,批评声音都很多。只不过让人意外的是,现在,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拥有年轻女粉以后,这套“师徒规矩”反而在粉丝群体中获得了认可。
比如师兄来了,让师兄先走;师叔下跪,徒弟跟着下跪。老一套的道德准则,在部分年轻粉丝眼中都是加分项,这意味着相声演员懂得尊师重道。
只是粉圈文化带来的关注和流量,也会打破师徒关系之间的平衡。
张云雷是德云社的新生代流量代表,但在去年,粉丝不满德云社对张云雷的利益分配,对郭德纲发起了网络攻击。最后,张云雷出面澄清,表示“走到今天这一步,离不开身边所有人的支持,更离不开师父的扶持和帮助。”
在《十三邀》的对谈里,于谦也有对粉圈文化的担忧,“一个行业要有自己的行业特色来抓住观众。这跟现在粉丝不一样,粉丝文化,现在听的可能也不是相声,看的是颜值,你看我们这种还有活路没有,那不也得有活路吗。不是说你今天长得好看就过去了,不是,你老不老啊,但凡出一皱纹,但凡没化妆,扭脸就不理你了。年轻人说道理都认同,但做法上有偏差,毕竟那个便捷。踏实砸基本功,得砸多少年。”
粉圈文化,也让一众网红受益。
在与其它头部网红陷入冲突的时期,辛有志曾宣布短暂退网。但辛有志的徒弟,可以打着“替父出征”的招牌开始活动。因此,粉丝要表达对辛有志的支持,就要继续支持他的徒弟,因为他们支持的是整个家族。
不过与本山传媒和德云社不同的是,在实际管理的过程中,网红带货公司倒更像一个现代化公司,师徒制是台面上的东西,或者说,师徒制也是制造卖点的一种方式,粉丝愿意为网红制造的情绪买单,而不愿意为冷冰冰的合同关系买单。
三代人的挣钱方式也不一样,辛有志本质是电商,靠社交流量来卖货。德云社和本山传媒,人就是资源,他们靠演出、接广告、上综艺、拍戏来获得收入。
但三代人都面临共同的麻烦。
6.
 / 人格化公司的IPO困境 /
2010年左右,赵本山带着他的徒弟们火遍了大江南北,有人问到他上市的问题,他直接回应到:“我倒觉得没有必要。名人上市并不是一件好事。外来资本,你得把资本用上.....目前的情况,就是自己赚来的钱,也应该是自己足够。下一个项目不知道做什么,不知道下一个要讲什么故事。”
但如今赵本山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尽管他霸占春晚20年,并且留下多部高质量小品、电视剧、电影的演员。
刘老根大舞台最红的时候,一年演出收入超过2亿,但现在的的影响力大不如前,“这个团队,我不在了,就不在了。我的模式是不可复制的,我领着一批跟学院没关系的人,闯出来一条二人转之路,在他们身上的管理,只有我懂,因为我走过。大部分人把他们研究通的没有几个。”
而按照德云社的商业逻辑,他们需要的是越来越多成名的艺人,而不是成熟的相声演员。
十年前,相声在电视媒体上的受欢迎程度,是不及小品的,郭德纲发言辩驳说:“电视是快餐文化,它不能炖出佛跳墙来。相声在电视上伸不开腰,我们一个节目就要演四五十分钟,电视台哪个栏目能给我四五十分钟啊?”
但他绝对想不到,今天德云社的新生代们,已经离不开表达时间更短的视频平台。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们不再需要绝对的实力,但可以借着鲜明的个性特点,逗趣的舞台表演瞬间,在短视频平台蹿红。
于谦记忆中,相声不受欢迎的时候,相声演员上台要学着表演其他的节目,才有人愿意看下去。现在,深受部分女粉喜欢的德云社相声演员,也可以为了“回馈”粉丝,在舞台上跳一段流行舞蹈。
不过这倒是符合郭德纲一贯的作风,相声表演没有什么是可以一成不变的,大多数时候,他都可以为了大众的审美,而作出改变。
德云社自岳云鹏红了以后,这几年德云社有知名度的演员越来越多。有人研究过德云社上市的可能,负责德云社商演的环宇兄弟最近几年,营收大增,而该公司八成的主营收入与德云社有关。但德云社并未公开过任何与上市有关的信息。
对上市最积极的人,也许是辛有志。他是网红商人,擅长包装策划,作为草根带货达人,很早就专门上了一次央视,接受主持人水均益的采访。他不是艺人,他是网红商人,出镜是为了挣钱。
他甚至自掏腰包,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的大屏上,播放自己的形象宣传片,唱歌讲述自己的创业价值观,极尽高调。他有很多看上去像是VC会给创业者做的规划,比如今年,他表示要培养出20到30个头部主播,明年,达到100个。
这是增速和估值的逻辑,也是辛有志资本故事的一部分。
但流量池是有限的,因为做的是直播电商,所以辛有志团队内部,几乎没有出现过同时直播的情况。倘若辛有志和徒弟同时开播,他一定会分走徒弟的大部分流量,徒弟和徒弟之间也会出现流量的竞争。
坊间传言,辛有志的公司一直用的是四大之一的普华永道在做审计,只有严肃考虑上市的公司才会这么做。但如果真的想上市,公司化管理和师徒制之间也必须有所平衡,情感不能再成为约束徒弟留在公司的唯一理由。
同时,辛有志个人的流量和人设,不能崩塌。最近一段时间,辛有志和视频平台方的紧张关系,也让人重新审视头部网红是否真有那么多的溢价空间和话语权。
赵本山半退隐后,他的节目影响力大不如前,二人转也好像是上一个十年才有人看的节目;假如郭德纲名声不再,相声演出还会不会有现在的市场、德云社一干人还能不能有如此人气,都很难讲。有张大奕的如涵这样上市即破发的案例在前,所有想要复制核心网红带货的商业化模式,本身都是极大一次冒险。

作者: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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