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物有志|王世襄先生与大圣遗音

正麟殿古琴 2019-09-16



王世襄与大圣遗音



一说到王世襄先生就不得不提到那张著名的“大圣遗音”琴。那是王世襄夫妇“鬻书典钗”,以倾家之资求得的。大圣遗音琴原为北京著名琴家锡宝臣先生所珍有,1948年,王世襄夫妇以饰物三件及日本版《唐宋元明名画大观》换得黄金约五两,再加翠戒三枚。其中一枚,为王世襄先生母亲遗物。经著名琴家汪孟舒先生介绍,从锡宝臣先生之孙章泽川先生手中求得。从此视同拱璧,不曾须臾分离。直到2003年,王世襄因为“琴的另一位主人已经不在了”而将其拿出拍卖。



王世襄爱琴,与他的夫人袁荃猷分不开,袁荃猷师从汪孟舒、管平湖学习国画及古琴,于1947年与张伯驹、管平湖、王世襄等一同发起组织北平琴学社,与杨葆元、关仲航、溥雪斋等经常琴会雅集。家中几把唐宋元明的传世名琴,袁荃猷学琴、抚琴的日常用器,因此,王世襄常常以“琴奴”自居,古琴也成为他们夫妻几十年恩爱生活的见证。夫人久病辞世后,王老先生悲痛恒久,不忍睹物思人,便将家中所存古琴连同与夫人共度几十岁艰难时光的各种珍藏,尽数释出,交付古物市场拍卖。 

“大圣遗音”琴,在嘉德“俪松居长物”拍出了891万元的天价,创出当时中国古琴的最高拍卖纪录(去年5月22日,此琴再次在嘉德春拍上现身,并以1.15亿天价成交)。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琴值万金的卖场喧嚣之中,王世襄却轻轻一挥手,将家藏的另一张同是传世稀珍的宋琴,无偿送给了一位年轻人,这位年轻人曾跟随袁荃猷学过琴。“你懂琴,这张琴,你拿去。”就这么一句话,万金过手而不假辞色。


可以用倾世之价为心爱宝物寻一个华贵的寄托,也可以将一言九鼎之约托付给两袖清风的少小知音——这就是“中国第一玩家”王世襄,一个真藏家,虽万金难鬻却举重若轻。



大圣遗音

【正麟殿&故宫古琴】为正麟殿品牌运用顶级“官场制琴”工艺,配以“皇家规格”标准,限量复刻故宫典藏名琴“中唐·大圣遗音”,满99张即永不再斫。目前此款顶级复刻古琴编号“第一”在北京故宫宝蕴楼一层珍藏展示,仅供有缘琴人珍藏传世。

琴身

底板

琴轸

琴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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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动乱结束后的七八十年代,百废待兴,在中国大陆学弹古琴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有多少人对古琴感兴趣,可以说是荒漠一片。但就在那时,王先生和夫人袁荃猷从各个方面对濒危的古琴文化倾注了很多心血。他们研究并参与制作了古琴专用的琴桌,并接待海外来访的琴家。每逢这种活动,王先生都兴奋异常,在家中准备饮食和接待来客。有一段时间,他们夫妇曾颇下心思研究制作保护古琴的琴囊,使之具备护琴功能,从艺术上能与琴体和谐,当时考虑过各种织料,包括采用缂丝以及不同工艺制作,甚至为此还曾询问过中国古代服饰专家沈从文先生,另外他们还研究过制作丝弦。


再后来,古琴文化在中国开始出现复兴的迹象,两位老人对此寄予了厚望。他们对一些初制作古琴的斫琴人给予支持和鼓励,向他们传授关于古琴的知识和制作方法,还曾参加过为不同琴家特制古琴的评比展示活动。


但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大潮的兴起,经济上变好了,玩古琴的人也多起来。按说,这本应是件好事,可也不知怎么的,古琴活动变“味儿”了,慢慢地出现了两个不好的趋势,一是把古琴当作附庸风雅的道具,用它来撑门面和拔高自身形象;二是一些人利用古琴牟利,本来最不商业化的古琴,也变成了赚钱的工具。



有一次,王先热情地参加了一个古琴评选活动。他为选出的十张古琴一一题写了琴名,并由一位篆刻家镌刻在琴上。未曾想这十张琴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明码标价,借着有王先生题字题款的噱头给卖了。主办方事先并没有告诉王先生,事后也没再理会。直到一两年后,王先生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着实为此烦闷了一阵子。他说这些琴的制作并不都是很好,他只是为了鼓励制琴人,才为其构想了琴名,并认真题写。这件事之后,这种商业化现象愈加严重,令人伤心不悦。


王先生一直认为古琴文化高深邃雅。古琴的音量非常小,不同于其他适合为满场听众演奏的乐器,它更适宜在文人之间表达思想,交流心灵,多是三两知己,在安静的文会雅集中弹奏,这在许多传世的古代绘画中都有体现。



玩物有很多种玩法,究竟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对待藏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无论怎样,在当下这个越来越看重物质的时代,世上可能从此再无王世襄这样的玩家。

不为物役是一种品物风范,亦是一种生活修炼。虽为“中国第一玩家”,王世襄的生活非常朴实,看起来和大街上的老头儿没有任何差别,但他的去世,却带走了旧日京华的一抹亮色,也带走了收藏行业的一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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