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没发生在中国,根本原因是这个呀

马少华 少华读书 2019-09-03


阅读北大中文系韩毓海教授的《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重新审视了公元1500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从地缘政治的变动、财政金融体制和政治变革的角度,重新回答了‘李约瑟之谜’——‘近代中国何以落伍’的问题……”。但我在阅读中也感到,这部大书有一种否定西方工业文明历史贡献的倾向,或者说,有一种破除迷信(西方近代以来历史地位)的论证倾向。

 


比如,他谈到英国工业革命产生的动力,“不是因英国的发达,而恰是英国的短缺,即对英国来说,煤的生产起初只是为了应对燃料的严重短缺”。(535页)

 

——因为短缺本身是一种消极的东西,是一个国家的缺点,所以,对于为了解决这个缺点而最终产生的冶铁业的大规模发展,似乎也不能做积极的评价了。

 

难道煤在其他地方的开采,最初不都是为了解决燃料不足的问题吗?

难道可以解决一种短缺的能力,不就是一种发达的能力吗?

 

说到煤,作者还论及英国煤矿开采业的野蛮生产:

 

英国的煤矿开采业是比奴隶劳动还残忍的野蛮行业,在这个意义上,将英国的煤炭业称为“先进生产力”,确实是对人权的亵渎,因为每一块煤炭上都沾着工人阶级的血肉,在这个问题上,今天的人们或许很有重读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名著的必要。(530页)

 

我觉得,英国当年的煤炭业可能并不是先进的生产力,就如当年美洲使用奴隶的种植园不应当算先进的生产力一样。但是,这个前提可以推到哪里呢?它足以否定英国工业革命的蒸汽机等大机器生产是先进生产力吗?

 

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就有点把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混淆在一起了。


说英国产业革命或者机器生产是当时先进的生产力,这是一种事实判断。它在逻辑上并不包含着这种生产的道德纯洁。

 

或者,如果我们现在说到“先进生产力”的时候,已经在“先进”这个词语中包含了道德评价,即它应当代表着人类发展方向的评价。那么,这个的词语的当代含义,则肯定不会是人们一直以来对英国工业革命时代资本主义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评价。在那个时代,除了那种包含着道德原罪的生产力之外,并没有更好也更有力量的生产力。而当代世界的生产力,正是在那样一种并不美好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形成的。男耕女织的生产力固然美好,但是我们当代的世界,不是在男耕女织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后者没有改变世界的推动力。

 

何况,被作者批判的工业革命时代英国的煤矿开采,作为能源产业,它本身并不是工业革命或先进生产力的典型代表。生产力的是否先进,固然与其使用的能源有重要关系,但它更为典型的标准,是看生产工具(比如机器)和生产组织方式(比如《国富论》中详细描述的生产分工)是否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与作为能源的物料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取得的关系不大。

 

这就像那个时代美洲种植园使用奴隶劳动,产出的棉花是英国棉纺织业的原料。你由此可以说英国工业革命中有着奴隶的血泪,它在道德上是存在问题的。但这个判断本身并不足以否定英国工业革命对于生产力的促进。

 

除了从道义性的角度批评英国工业革命之外,作者还强调了英国工业革命特殊的条件——煤:

 

英国之所以偏偏能做到这一点,则又几乎是出于偶然,或者,或者直率地说就是出于“运气”而已。因为英国的地理地貌特征其实就相当于“欧洲的山西”,而且煤炭储备状态比山西更为特殊:英国存在大量的泥炭和地表煤。这就是工业革命不产生于法国,不产生于荷兰,更没有产生于中国的根本原因,恐怕也是最直接的原因。(530页)

 

如果说这种条件很特殊的话,也许就可以说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具有偶然性。因此它也就并不值得特别称道。

 

但其实,许多发生过的重大历史过程中可能都包含有一些特定的条件或偶然的因素。如果你把其中的偶然性看作是历史过程的唯一的原因的话,那么你就会得出那个历史过程是偶然产生的。如果这样看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没有必然性这个东西了。

 

此外,也许是为了贬低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创造性因素,作者强调英国工业革命中那些代表着生产力的发明创造产生于生产活动一线的劳动者之手,而切割它们与欧洲的科学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

 

工业革命与欧洲科学技术发达的关系更难联系起来,因为无论机械纺织机还是蒸汽机的发明者都不是什么“科学家”,而是出身低贱、“文化程度”很低的体力劳动者。1825年,在英国北部一个加达勒姆的黑煤窑里,一个至今尚不知名的黑窑工劳动者,竟然对英国工业革命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因为他为了“省力”,别出心裁地将蒸汽机抽水机用于推动从矿井到7英里(约11.27千米)外的运煤码头上。事实上,这才是一场推动世界交通革命的真正开始。(533页)

 

 

其实,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谈到过这种现象:

 “在劳动分工最细致的一些制造业中所运用的机器,大多都是由普通工人发明。他们每一个人都从事十分简单的操作,自然要用心去找出完成工作的较为容易且较为迅速的方法。”

 

斯密甚至引述了一个工业革命时代传说中的轶事——“一个贪玩的小孩对蒸汽机做出的最大改良”:

 

“最开始的蒸汽机经常要雇佣一个男孩,当活塞上升或者下降的时候,就去打开或者关闭和气缸之间的通道。有一个贪玩的小孩注意到,用绳子把开闭这个通道的活门的柄系在机器的另外一部分上,活门就可以自动开闭,所以他可以自由地去和同伴玩耍。自从机器发明以来,最大的改良就这样被一个贪玩的儿童做到了。”

 

——这个故事不管真假,它与韩毓海教授这部书中提到的那位尚不知名的黑窑工劳动者一样(韩毓海教授索性把铁轨的发明权也算到他头上了),都是那个时代生产一线的劳动者对生产力做出贡献的反映。那个时代的这种轶事可能很多。

 

但是,这种生产岗位上的点滴改进,即使恰好意义重大,如果不与整个历史运动的背景和整个时代提供的条件联系起来,不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予以适当的评价,又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呢?

如果它们可以说明工业革命并没有依赖西方在思想、科学领域的积累,那么西方在思想、科学领域的积累就没有意义吗?或者工业革命就不值得称道吗?

 

韩毓海教授《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在我看来,这本书有“以论带史”的特点,具有比较鲜明的观点倾向和论证姿态。它的论证一方面具有打破东西方史研究界域的更为开阔的视野,另一方面则是往往诉诸微观的事实论据,尤其是物质性的论据,比如(在美洲和日本发掘出来的)白银的历史影响、(在英国发掘的)煤的历史影响。这比那些思想史的论据显得更具有客观的说服力。

 

但是,我也感到,正是因为“以论带史”,正是因为诉诸微观事实论据,其论据体系可能具有较为明显的选择性,也就是往往诉诸“单一因果”线索,不考虑那些影响历史的不同因素和更为复杂的联系。

 

比如,那些在书斋、实验室和天文观测中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进行抽象探究的科学家、思想家对于现实的社会运动的间接影响;再比如,西欧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对于人们在思想中的探索的间接影响。以及以上所有这些制度、思想和科学理论与那些由生产一线的劳动者偶然做出的发明创造之间的的、潜在的、间接的关联。


这就如同将那位至今尚不知名的黑窑工对蒸汽机用途的改变与整个工业革命割裂开来一样。

 

在这本书的叙述线索中,就好像蒸汽机的一种新用途比制造出蒸汽机更重要似的。

 

就好像是那位黑窑工自己制造了蒸汽机似的。

 

再比如,上面一段中“英国存在大量的泥炭和地表煤。这就是工业革命不产生于法国,不产生于荷兰,更没有产生于中国的根本原因,恐怕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在这里,煤与工业革命的关系,岂不是单一因果吗?英国、法国、荷兰和中国的历史发展条件有多少差异啊,在这里便看不到了。它们之间的重要差异只是煤。

 

将有着复杂和深刻原因的宏大历史运动,付之于偶然的机率,实际上是取消那些宏大运动的历史意义。

 

我在这本书中收获的知识甚多,尤其是开阔的知识视野。我在此只写下了令我生疑的部分。

END


参见我对《五百年来谁著史》的另一篇读书笔记:

战乱,也是资本主义产生于西欧的一个条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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