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谢家福”们赢了

言九林 史料搬运工 2019-08-28

文 | 言九林


1876年,肆虐晋豫陕鲁与直隶五省、饿死至少一千万人的“丁戊奇荒”到来的那个夏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正身处山东青州。


五月份的时候,青州的饥民们已开始群起“吃大户”。李提摩太见到,“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很不错,便组成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


作为一种“朝廷不敢得罪”的存在,外国传教士成了饥民们努力想要争取的资源。六月三十日,两名年约30岁到40岁的秀才从寿光县和益都县赶来拜访李提摩太,但未能得见。第二天他们又来,一进门就跪下,请李提摩太收他们做弟子。交谈之后,李提摩太得知:


“他们两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们的首领,举行暴动,因为当局不能提供食物,他们活不下去了。他们已经安排好了房子,并且有数不清的人准备接受我的命令。”


简单说来,就是希望李提摩太出面,带领饥民们去抢粮食——朝廷和地方官害怕外国传教士,已是当时清国底层民众熟知的一种常识。


图: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拒绝了秀才们的请求,“我告诉那两位民众代表说,我从来没想到要干这种事情,因为那只会加重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暴动一旦开始了,没有人知道会如何收场,但毫无疑问会造成大规模流血。我建议他们采取建设性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破坏来改善人们的处境。”


但类似的请求,仍不断来到李提摩太跟前。比如,七月三日晚上,青州东面某个饥肠辘辘的村镇也派了代表前来,希望李提摩太做他们的领袖。


李提摩太没有带领饥民起事。他在山东做了一年多的赈灾工作。1877年秋,他去了灾情更严重的山西。


在山西,李提摩太见到了真正的人间地狱。他将这人间地狱的境况,写入了自己的日记。


1878年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


“经过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个人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碰上一个葬礼:一位母亲肩上扛着已经死去的大约十岁的儿子,她是惟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丧者,把孩子放在了城墙外的雪地里。”


1月30日,距太原270里:


“路过两个显然刚刚断气的人。一个衣服鲜亮,但却死于饥饿。往前走没几里路,发现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走在我们前面,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


1月30日,距太原290里:


“看到路边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有两个是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过葬礼,只是把脸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对其中的一个更仁慈一些,没有把她的衣服剥去。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随处可见肥胖的野雄、野兔、狐狸和豺狼,但男人和女人却找不到食物维持生命。当我缓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时,遇到一位老人,他异常伤心地告诉我说:我们的骡子和驴都吃光了,壮劳力也都饿死了,我们造了什么孽,招致上天这样的惩罚?”


2月1日,太原以南450里:


“半天内就看见了六具尸体,其中四具是女尸。一具躺在一个敞开的棚子里,赤身裸体,腰上缠着一条带子;一具躺在小河沟里;一具浸在水里,由于野狗的拖曳,半身暴露出冰面上;一具半身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躺在路边的一个洞口旁;还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鸟兽撕碎,吃掉了一半、还碰上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手持拐杖蹒跚而行,看起来就像九十多岁的老翁。另一个年轻人背着他的母亲——她已经没力气走路了,看见我盯着他们,年轻人便向我求助,这是我离开太原后首次有人向我乞讨。”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旁,人们把男尸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


……


图:丁戊奇荒中流传民间号召赈灾的“铁泪图-鹄面鸠形迎风倒毙”


在遍地皆是饿殍与尸体山西,李提摩太生出了一种困惑——“置身于这无所不在的灾难之中,我一直纳闷为什么没有人抢劫富户?”在1878年1月30日的日记中,他尝试着给出了一种解释:


“今天,这个疑问有了答案:每一个村中都贴了告示,宣布巡抚有令,任何人胆敢行凶抢劫,各村镇首脑有权对抢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现象出奇地少。大家都听天由命,我惟一看到人们流眼泪的场面是在母亲们埋葬她们的孩子的时候。”


政府的高压政策,自然是原因之一。在赋予“村镇首脑”对抢掠者就地正法之权的同时,山西巡抚衙门还出台了政策,强迫民间绅富“捐粮保村”,可谓一手控制饥民,一手控制绅富(晚清时期,山西的社会控制一直做得比较好。这一点,可由“义和团在山西的兴衰完全随山西巡抚衙门的立场而浮沉”这个事实管窥)。


但在高压政策之外,也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毕竟,类似的告示,山东的巡抚衙门也曾张贴过,但山东抢富户却很常见。而且,也不能说山东的饥民不怕官府,他们恳求李提摩太做起事的领袖,正是为了找把保护伞来对抗官府的围剿。


这个因素就是:当李提摩太抵达山西之时,当地已找不到有粮的在野富户可抢了。


山西的饥荒,与清廷的“国产鸦片”政策有直接关系。


1859年,清廷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颁布《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宣布国产鸦片种植合法化。因为种罂粟远比种粮食挣钱,此后十余年里,山西民众“弃田之半以种罂粟”“数十万顷膏腴之田,几无树艺五谷之土”。山西巡抚曾国荃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如此写道:


“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半岁之粮。


耕地与劳动力大量转移至鸦片种植业,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山西本省的粮食产量与存量急骤下降,于是,灾荒发生后,饥民们很快就找不到“大户”可抢了——李提摩太1877年抵达山西时,当地的饥荒已经进入到了第三个年头,境内即便存在一些有粮大户,也早已被全部抢光。李提摩太亲眼见到“衣服鲜亮”者饿死在路旁,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有统计称,山西1600余万人口,饿死了500余万,另有数百万人逃亡至外省。此等规模的灾情,自然是无富户可抢)。


山西巡抚衙门之所以能够容忍李提摩太前来赈灾,也与灾情实在过于惨重,有直接关系。


朝廷是极度不喜欢洋人跑到清国来赈灾的。


丁戊奇荒期间,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曾前往总理衙门,表示日本民众愿意向山西饥民提供赈粮,而且这些粮食已经运抵天津,“总理衙门王大臣”们的反馈是:


“以山西转运艰难,力为劝阻。”


谢谢你们的好意,把粮食运往山西路途太艰难了,所以这些赈粮我们还是不要了。


图: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


李提摩太等人去山西赈灾,也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河南学政瞿鸿禨将他们的行踪密报给朝廷,瞿还说,这些人的居心“险不可测”,他们跑来赈灾,是想乘机收买人心,窥探我大清国的虚实。山西巡抚曾国荃很快就接到了谕旨,要他“婉为开导,设法劝阻”,将这些外国人劝离山西,因为“外国捐助名为善举,实则流弊滋多”,外国人来赈灾,看起来是善举,其实对朝廷有害。(《谕禁止外人入内地放赈及贩卖灾民妇女》)所以,当李提摩太第一次去巡抚衙门求见曾国荃时,他不但没有受到礼遇,还被当成了不稳定因素:


“他的一个秘书——我必须先见他——告诉我说,巡抚因为我的出现非常生气。……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为了收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


不过,因为灾情实在太过惨重,曾国荃没有遵旨将李提摩太“请”出山西。在给朝廷的回复中,他赞扬了李提摩太,说他在赈灾事务中态度“平顺”“妥协”,没有什么异动。


其实,不止是朝廷对李提摩太的存在感到如坐针毡,清帝国的士大夫们也同样如鲠在喉。



1877年旧历2月下旬,苏州士绅谢家福刚刚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押送一批饥民从南方返回原籍。归途中,他听到了一个消息:包括李提摩太在内的一批西方传教士,正在山东组织赈灾。一种几乎“与生俱来”的敏感性,立刻让谢家福紧张了起来。他后来在日记中,如此描述自己的心情: 


“深惧敌国沽恩,异端借肆。不能无动于衷。顾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怀,言难自己。”


我实在很担心洋人借着赈灾向民众布施恩惠,然后扩张他们的主张与思想。对此我不能无动于衷,只是自己能力有限,无法可想。实在是耿耿于怀,非常难受。


在这种“耿耿于怀”情绪的支配下,谢家福给熟识的江南士绅们集体写信,鼓动他们站出来对抗洋人在中国的赈灾行动。


谢在信里说,西人在山东,明里打着赈灾的幌子,暗里干着收拾人心的阴谋。若不采取措施,民心恐将流失,异教恐将横行,或成中国之大患。谢建议采用“跟踪济赈”的方式,来消除洋人赈灾对中国民心的损害。简单说来就是追踪洋人的救灾路线,洋人前脚发完赈银赈粮,我们后脚跟上再发赈银赈粮。谢还说,这是有良知的爱国士大夫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并赋诗一首:


大兵之后又凶年,

国计民生孰见怜?

安得赈钱三十万,

管教压倒慕惟连!


和李提摩太一样,慕惟连也是一位西方传教士,当时正在山东赈灾。


除了“跟踪济赈”,谢家福还主张以收养难童为先,与传教士展开竞争。在给好友李金镛的一封信中,谢如此写道:


“东省灾后,子女流离者不可计数,为他族收养者,闻有数百名之多。窃恐人心外属,异说横行,为邹鲁之大患……”


谢认为,如今形势严峻,“急则治标”,这个“标”就是儿童。因为儿童智识未开,情窦未通,最容易被异族蛊惑。他在信中激动地写道:眼看着这些儿童被洋人驱入“陷阱”之中,再也不能重新做人,但凡有血气者,“能无锥心肝、竖毛发,亟图补救哉!”


这些倡议,在江南的士大夫圈子里,获得了普遍认同。苏州士绅袁遂给谢家福回信说,西人想要领养饥荒孤儿,那是万万不可。我们多收养一名,就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一名叫做尤春畦的士绅,则在聚会上发言道:


“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却甚好”。


有了士绅们的支持,谢家福启动了赈灾行动。不过,谢不认为自己发起的是赈灾活动,在给友人的信中,他郑重声明:


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赈济则以仁存心,当念亲亲仁民之意,敌夷则惟知大义,虽捐麋踵顶,有所不辞。


我此行,目的是抵抗夷人,不是为了赈灾。赈灾讲究仁心;抗夷讲究大义。为了大义,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这种表态,赢得了江南士绅们的高度赞赏。上海士绅王赓保来信,赞扬谢家福将众多孤儿从黑暗的“禽兽之域”中拯救出来,是一种伟大的壮举,这种壮举足以证明世事尚有可为。王赓保表态称,自己愿意与谢一起并肩战斗,抵抗夷人。


这种“我正在行壮举”的认知,给谢家福带来的巨大的满足感,也让他拥有了强大精神力量,来对抗“抗夷工作”中遇到的种种苦难:


“生平灭夷之志,刻不能忘,……(如今得此机会)而交臂失之,则身存实死,天下不必有此人,谢家不必有此子也。


在抗夷优先理念的支配下,谢家福将募来的活动经费,几乎全部用来与传教士争夺难童。曾有人建议谢拿出资金来开设粥厂,以解青州灾民的燃眉之急,结果被谢拒绝。谢的理由是:儿童与成人不同。成人有觉悟,可以持节慷慨赴死;儿童无知,不懂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春秋夷夏大义。所以,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应该优先救济儿童,以免其失节于洋人。


谢在日记中说,对这个决定,自己“理得心安”,并无愧疚。


令人喟叹的是,谢家富所谓的“成人有觉悟,可以持节慷慨赴死”并非虚言。1877年的山东,就有昌乐县灾民“弗受洋赈”、乐安县灾民“俱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的事情发生。河南也是如此,某些灾民不但不肯接受洋人的赈济,还到处散播谣言,说传教士借赈灾之机行虐待之实。如此种种,以致于《申报》留下了这样的报道:


“河南地方饥民大不解事,于教士所分给之银,不肯领取,意谓西教士意在买服人心,诱人入教,故特给我等银钱,慎勿堕其术中。彼此相戒,竟无一人肯领。且仿铁泪图之式,造作诸般恶状,谓教士诱人入教,如此虐待。亦分贴多张,以冀煽惑人心,该省官宪无可如何。


大意是:河南的灾民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传教士给他们发银子,他们不肯要,还说传教士是在收买人心,骗人入教。这些人互相告诫千万不要领银子,千万不要上当。还有人模仿《铁泪图》,把传教士画成凶神恶煞,说他们如何骗人入教,如何虐待被骗者。到处张贴,蛊惑人心,河南的官府衙门也拿他们没办法。


按报道中的说法,能够仿照《铁泪图》制作宣传画,这背后必然有河南本地士绅参与。


整个丁戊奇荒期间,传教士们的赈灾活动,以在河南的开展最为艰难。当地民众与政府不允许他们逗留,也不许他们以任何方式涉足赈务;且声称若不离开河南,不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传教士花国香等人抵达开封时,发现城内遍贴告白“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且有书院罢课“要与西人打仗”。最终,传教士们不得不放弃了赈济河南灾民的计划。


“谢家福”们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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