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的夏天︱伦敦总部基地的崛起与未来 (中)

Citipedia 一览众山小-可持续城市与交通 2019-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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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览众山小

Sustainable

Cities &

Mobility

城市规划与发展战略

城市综合交通

公共交通与非机动化出行

活力街区、街道与城市设计

量化城市与大数据

一览众山小-可持续城市与交通

2019年 | 8月23日期

团队成员


 原文 | Nicolas Bosetti、Jack Brown

翻译 | 王琪、罗文杰、孙宇婷、古佳玉

文献 | 付蕾    编辑 | 众山小  排版 | 刘芷辰

微博 | weibo.com/sustainablecity


一览

导读

伦敦向来是全球资本追捧的城市,它网罗人才、提供开放的政策和友好的投资环境,众多海外企业也选择将其欧洲总部设在伦敦,作为进入欧洲市场的阵地。然而英国脱欧的前景一度引来担忧,本报告在此背景下,分析了伦敦的现状、优势与有可能出现的变化,也详细分析了总部经济的特征与裨益,并为伦敦出谋划策,因此本文也值得设立了总部经济愿景的城市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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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览众山小-可持续城市与交通为您提供本文原报告下载。(参考文献1,请后台留言联系我们下载)



本报告第1章定义了总部职能并论述了伦敦总部职能的变化;第2章分析了总部对全球城市发展的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第3章深入研究了公司在制定总部战略性布局时使用的标准;第4章基于区位标准讨论了优劣势;第5章总结了研究成果对伦敦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袖的影响。


ONE

第一章:什么是总部基地?




总部基地(HQs)介绍

本报告主要着眼于跨国公司的全球或地区总部(MNCs),尽管主营国内业务的公司、初创企业和扩张期企业等也有企业总部,并对总部的选址也非常重视。那么企业总部基地到底有什么功能呢?


总部办公室的特征其实很难被定义,因为不同的公司和部门对其功能、尺度和规模都有不同的需求。在一个2003年的研究报告中是这样定义的:“在一定程度上,总部办公室就像一个‘黑匣子’。”但是,其中也存在着共性:总部办公室主要起着公司“大脑”的作用,或者说,承担着核心管理功能。除此之外,共同存在于同一个物理空间中的不同职能部门之间可能相差巨大。总部并不一定是职员最多或者占地面积最大的办公室,但是一般都承担着行政管理以及跨部门管理的职责。


对英国办公室协会的研究揭示了公司总部所扮演的三个角色:管理(税务、财务以及审计功能);共享服务(跨公司管理、人力资源、公司不动产和信息科技资产管理);以及战略部署(商业开发,研究开发、以及公司总体方向制定)。这个论述是基于Jacobsen和Onsager提出的相似分类法,他们也定义了公司总部的三个角色,分别是战略、协调、控制和政策制定。跨国公司的区域性总部(RHQs)可以更进一步地被细分为“企业”职责或者“行政”职责,要么起着积极地寻找新的人才和机遇的作用,要么扮演着命令、控制和协调的角色。


这三个主要的功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结合起来。在2007年,管理顾问Booz和Co提出了现代总部的三种模式


模式一  管理监护人

提供监管大型国际公司的基本要素,包括审计、法律依从性和其他相关职能。


模式二 优势加速器

有效协助企业中有特殊专长(或“优势”)的业务,加强各业务部门之间的联系,或者监管整个业务版块的策略发展。


模式三 规模经济器

为相关业务的所有部门提供共享服务,从大规模提供服务中获益。


这三种模式在伦敦都可以找到,并且以不止一种形式组合存在。


关于国际总部基地的功能、规模和演变性质,有广泛的文献研究。事实上,关于这个主题的学术文献的广度反映了总部办公本身无论是在规模还是职能上的广度和多样性。一些总部办公室与业务的其他部门共存——从将总部员工安置在交易大厅同一栋大楼里的投资银行,到建造大型校园风格的总部基地的大型全球科技公司,不同级别和角色的员工之间几乎没有空间差异。另一些公司则追求“中心与辐条”模式,力求精简位于昂贵市中心的总部,尽可能多地在城市以外甚至在乡村设置职能部门。


有些“总部”本质上是出于税收原因来选择挂牌地点,安排尽可能少的员工在此工作——这一过程被称为“企业倒置”。然而,这种做法遭到了强烈反对,越来越多政府要求在总部基地中要有“实质”(如配置高级职员和某些程度的经营行为),旨在打击避税行为。举个例子,2016年8月欧盟委员会发现爱尔兰政府通过允许苹果将几乎所有的欧洲销售份额归功于其“只存在于纸上”的总部,来给予它130亿欧元不正当的税收优惠。这相当于违反了欧盟国家援助规定,随后爱尔兰奉命收回损失的财政收入。欧洲央行(ECB)还警告总部位于英国的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在英国脱欧后,它们将需要“在当地具备实质内容”,才能在欧盟内部开展业务。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在英国的业务也有类似的政策:“换句话说,不可能有空壳公司或信箱银行”。


这些文献反映出,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全球,都没有单一类型的公司总部。在不同的行业内,甚至同行业不同的公司之间,总部基地的规模和职能的变化也有很大的差异。然而,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主题,让我们转向这些共同点。



 1、总部基地的演变

今天的公司总部与20世纪初的当然不同。尽管行业和公司之间存在差异,转变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从“企业圣殿”到今天灵活、协作的总部空间。


历史悠久的总部基地:企业圣殿


过去的企业总部规模庞大,高度显眼,涵盖了整个公司的中央管理和行政职能。正如一位接受本报告采访的房地产顾问所说,传统的企业总部拥有多种功能,“从订购文具到制定策略”。建立在“企业圣殿”模式上的公司总部是向外界展示公司权力的象征,通常有很重要的品牌效应。在内部,办公空间被划分成不同的区域和层次,向上级管理岗位的发展往往反映在办公空间本身的匹配提升上。“上升的世界”通常字面上的意思是爬上大楼的楼层,走向上层的高管办公室和董事会。


这种“公司圣殿”的模式很快得到了向上扩展,总部办公和其他职能办公室的同地协作仍在继续。纽约摩天大楼的模式后来在伦敦被复制,首先是伦敦的Natwest大厦,然后是金丝雀码头,在这里整个大楼可以被一家公司占用(尽管与交易大厅和其他非总部功能同地协作)。


图十、历史上著名的总部基地:壳牌,伦敦(from Steve Keiretsu)



2、现代总部基地:合作者

如今的总部办公空间反映出了工作模式的变化。灵活性和协作的优先级更高,职能和资历级别之间的差异正在缩小。流动和灵活的劳动力,相对地也期望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地点,因此他们被安置在开放的平面布局和共享空间中,旨在鼓励偶然的相遇和创新。与此同时,传统的“总部办公”职能可能正在缩减,总部基地更有可能腾出空间来给孵化器和实验性的“臭鼬工厂(研发部门)”——大公司为初创企业和“颠覆者”提供空间,以便抢在竞争对手之前抓住新的创新机遇。


图十一、现代总部基地:彭博社,伦敦(from Karthik Nagarajan)


企业品牌的投射仍然很重要,尽管它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既要吸引和留住人才,又要吸引消费者。生活方式的提供——从健身房、咖啡厅到游戏室,甚至滑梯——正在变得越来越流行,旨在吸引员工进入办公室,进一步鼓励创新、社交和协作。除了强调员工在此的工作体验,到访客户的体验对现代企业总部也越来越重要。



3、明天的总部基地

未来的公司总部基地会是什么样子?除了桌上研究之外,对管理顾问、负责处理伦敦总部决策的房地产经纪人和其他“经纪人”的访谈显示了未来可能有三种模式。根据现有的趋势,这三种类型可以被描述为合并的、精简的和分散的总部基地。


“合并”的总部模式主要被大型科技公司采用,数量相对较少,它们很可能对伦敦的就业数据产生重大影响。“精简”的总部模式正在成为城市中大多数行业的“企业标准”, 虽然这种模式中直接就业的人数较低,但他们在伦敦的继续存在也对高技能、高工资的就业产生了重大的集体影响。“分散”模式可以看到在不同城市或国家有多个总部,专注于不同的特定总部职能 。


这三种模式都可能是开放式的。英国办公室协会(British Council of Offices)表示,未来总部大楼中多达四分之三的空间预计将是“合作性的”。一位房地产人士预测,未来的总部基地将“更小,但相互联系更紧密”,讲有更多的开放式会谈空间,就像酒店大堂一样开放。与传统的办公室设置相比,现代的公司总部“更像是电影布景或摄影棚”。 尽管在不同的行业,这一现象的程度有所不同,例如数字和科技公司比法律或商业服务公司更有热情。总体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每个商业领域都在以这种方式发生变化。”。公司对员工健康和福祉的日益关注,目前也是可以观察到的,预计还将继续提高。


模式一:合并式总部基地


在某些行业中,特别是针对那些最大的跨国科技和数字公司,更大更多功能的总部基地是目前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已经在美国体现出来了(详见第三章有关亚马逊总部的案例分析),但在伦敦仍然是一种新兴现象。例如谷歌即将在国王十字车站落成的“平躺的摩天楼”总部基地,将会承载好几千个工作岗位;苹果公司规划中的巴特西企业总部试图将1400位常驻伦敦的员工整合到一个地点。在某种程度上这与传统的“企业圣殿”总部模式很相似,然而在这种模式下,引人注目的大企业总部在安排大规模雇员时倾向于将高级主管与多种不同的技术员工并置于灵活、公共开敞的工作空间中,而不是在空间中分等级来论资排辈。


这些大规模的总部合并行动被一个管理顾问形容为伦敦语境下的“冒险”,但是这样也使公司能招聘到“欧洲最优秀的人”。获得一个大型的合并式企业总部,对伦敦的就业有相当大的直接影响,并且对于跨国公司来说,这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谈判工具。然而,也有其他规模较小的合并式总部的例子,例如在游戏和互动娱乐行业,这些行业里的工作室和总部办公职能往往是设立在同一处的。初创公司也是如此,初创公司是规模和员工数量的产物,而不是积极决策协同选址。


模式二:精简式总部基地


在技术和数字总部变得越来越开放和多功能的同时,其他行业的总部办公室正在“瘦身”。 为了削减成本,零售商、商业服务和其它非科技行业公司正在缩减在市中心的业务。只有必要的管理核心还保留在昂贵的市中心地段,其他所有可能的职能部门都搬到了更便宜的地方。


这不是一种全新的现象,2003年的一项研究指出,随着治理复杂性的增加,大公司内部权力下放的趋势日益明显。然而,城市中心不断上涨的房价和相关成本会加快这种模式的发展,企业会寻求尽可能地削减总部职能,把业务外包到房价和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去。这可能意味着英国各地区的“近岸”功能,或者把办公场所转移到海外更便宜的地方。一家房地产公司告诉我们,他们的客户现在经常问他们:“我们在伦敦又能扮演几个角色呢?”


精简模式的总部基地同样重视员工和客户的体验,在办公空间内部布局和突出现代企业形象的重要性上,它与合并式总部基地有很多共同的特点。城市中心的位置对于吸引、接近和让客户印象深刻来说仍然很重要。吸引顶尖的人才依然很重要,即使数字更小,更专注于“精英”角色。这种“瘦身的”的企业总部可能只雇佣相对较少的高级员工,但是它对相关工作的间接影响意味着它对伦敦这样的城市来说仍然有价值。最终,精简后的公司总部正向着一个趋势发展,一个地产顾问把这种趋势描述为“领头的灯,品牌的沉重”。


模式三:分散式总部基地


大公司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化的本质也影响了第三个模式的出现:“分散的”总部基地。这个模式把传统的总部办公职能,从人力资源到市场营销,被分散布局到不同的地方,每一个地方都能被视为特定职能的“总部”。虽然这些地点可能没有“黄铜匾”,但它仍然可以宣称是一个全球或区域总部,他们可能会集中整个区域的某种特定功能。因此分散式总部基地可以提供大量高报酬、高技能的工作。乐高集团提供了一个例子:其官方的总部位于丹麦Billund,有2000多名员工。位于伦敦的乐高总公司也雇佣了超过200名员工,伦敦公司在提供主要的英国业务之外还负责全球的人力资源功能。


4、总部基地与城市中心

不管哪种模型,似乎大多数跨国公司将继续存在于或邻近大城市的中心区。在2017年,人们注意到,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企业总部基地都“过度集中在大都市地区”。专业学者对“全球城市”的定义长期建立在是否有“跨国公司或跨国公司总部”的基础上。


这种对城市位置的持续偏好似乎主要是由于大城市可以提供更广泛的人才库。无论总部的职能是整合的,还是被精简为高管层的基本骨架(获益于一个受访者所说的“精英集群”), 城市中心的位置为各级别的招聘提供了更广泛、更深入的人才库。


虽然还是有很多“遗留的企业总部”,但在不动产交易方面,伦敦市中心占据高品质地产的公司,正趋向于注重创新、客户体验,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员工体验。他们正在迈向高质量的不动产,并且进入越来越多的城市中。

——置业顾问


近年来可以观察到,像亚马逊(Amazon)、诺华(Novartis)和卡夫亨氏(Kraft Heinz)这样的公司已经从泰晤士河谷、萨里郡(Surrey)和海耶斯(Hayes)等地搬到了伦敦市中心——主要是为了追求有才华的员工, 因为他们越来越被城市生活的文化和社会优势所吸引。随着数量(但不一定是建筑面积)的增加,这些因素倾向于把一个公司的全部业务集中到一个地方。当然,接近与相关的卓越和创新中心也会带来好处,例如谷歌的新总部基地位于国王十字车站,知识和创新园区的核心位置,这并不是巧合。接近大学、相关行业中心和其他吸引技术人员的磁体,也使城市中心区成为有吸引力的总部选址,所以无论未来的公司总部具备哪种性质,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将位于城市中心。


TWO

第二章:总部怎样影响城市



当考虑总部职能对其所在地经济的影响时,很少将其单独列出——部分原因是各业务部门的职能差异很大,也难以轻易与其他活动领域区分。然而,正如本章所概述,总部职能对城市有着重大而特殊的影响,虽然不全是积极的。


总部投资的感知价值反映在美国城市对资助跨国公司从而吸引其下属总部的热衷上。典型的例子是亚马逊第二总部选址的竞争。这项罕见的公开招标项目表现出美国各地的城市政府,为了成为亚马逊第二总部的选址地,愿意为其提供巨额奖励(价值最高达到75亿美元)。当然,亚马逊公司总部的纯盈利和特定功能使这一案例不具代表性。但它的有趣在于启发了竞争报价这一办法;提出了补贴是否值得用来吸引企业总部的经济和社会回报这一问题;以及增加了人们就如何减少这些负面行为所展开的辩论。


本章总结了公司总部对伦敦等城市经济影响的证据。



外商直接投资

总部职能和专业服务一直是伦敦外来投资的主要来源。2003年至2019年初,伦敦10%的外商直接投资(FDI)针对总部项目,另有30%投资“商业服务”,其中大部分服务或相关于总部职能。我们尚不完全了解这些投资如何为该国其他地区创造经济效益,但London & Partners发现,英国其他地区12%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并非针对总部)是在伦敦进行第一次投资后实现的。



就业创造器

总部就业可以创造大量与总部无关的工作。争夺总部投资的美国城市认为,总部相关工作是城市经济中发挥“乘数效应”的工作。企业内部也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无论战略决策团队规模多小,他们通常都会与其他员工密切合作,并很可能对其做出指导。企业之外也一样。比如,高薪员工通过消费间接刺激其他行业创造就业机会——人们常说,伦敦的餐馆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高收入伦敦人数量的增加。据亚马逊自身估计,他们每直接雇佣一个员工,将为西雅图间接创造1.3个就业岗位。同时,经济学家Enrico Moretti认为,在乘数效应下,每个总部岗位将会带动二到四个间接就业岗位,这取决于行业和当地失业率。



集聚的价值

就业岗位的增加并不是总部办公带来的全部。对城市经济来说,总部相关的工作也通常是“好工作”:因为其他公司寻求与总部的决策者互动,同时总部通常提供高薪、高附加值的工作。这些工作提高了生产力,吸引那些在特定时刻跳槽或者创业的人才来到城市。以伦敦为例,由于拥有一大批具有战略眼光和事业心的人才,最终支持和优化了伦敦整个营商生态——企业能够更容易地雇佣员工,也能利用更少的虚拟“溢出”获益。跨国公司体系对创新是鼓励还是扼杀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各部门之间存在差异。但总部至少“锚定”了业务,并且通过其价值链和相关领域的投资创造了需求。人们常说,伦敦在金融服务业(包括资产管理)中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创业公司和大企业可以获得风险资本,使伦敦成为开展新业务的绝佳场所。风险投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



慈善捐助

公司总部也是慈善捐款的推动者。Enrico Moretti及其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事,研究了147个美国城市15年来总部入驻和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分析表明,“吸引或保留一家普通公司的总部每年为当地非盈利组织贡献约1000万美元的捐款,而一家大型公司的总部(总市值排名前1000名的公司之一)每年贡献约2500万美元。”他们同时发现,当总部在城市中获得市场价值时,慈善捐赠增加了。“总部设在一个城市的公司每增加1000美元,当地非营利组织的市场价值就会增加70美分或更多。”有趣的是,慈善捐赠的增加大部分来自个人而非公司:这表明成功的公司没有对其总部所在的城市给予更多的慷慨,但他们的员工倾向于这样做。



游客经济

尽管总部在员工数量上可能更为精简,但它们仍然持续吸引了大量游客。战略职能的蓬勃发展依赖于面对面的接触,使得总部自然而然成为集聚场所。在总部,公司招待客户、开董事会和团队会议,以及举办对内和对外的各种事务。每次饶有吸引力的商务访问,客户通常都来自海外。一家大型投行的负责人说道:

“总部的附加价值是游客经济。在员工数量上总部拥有巨大的乘数效应。即使人少的时候每天也会有不少于30人的国外游客。高峰期能达到几百个。”



企业影响力和软实力

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们提供了的两成的就业岗位——却拥有或控制着占世界贸易50%以上的供应链,占西方股市价值的40%,并拥有世界大部分知识产权。当然,总部的影响不只局限于员工数量这些,更多是因为吸引了战略决策者——他们为该市的声誉做出贡献,并使其成为服务商和竞争者眼中的关键市场。



税收

总部为城市和国家政府产生税收,包括财产税、所得税等。一些基于所在地征收的税收很容易计算——反之则很难测算,尤其对于那些有许多法人的跨国公司,一些注册在了避税天堂。其中部分税收是间接的,因为生产者也同时消费了征税的商品和服务。



“硬币的另一面”

然而,这些好处也可能存在另一面。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总部经济可能是好坏参半的福祉,甚至是诅咒。


长期以来饱受争议的问题是大幅度的避税——例如全球化的公司在对外业务的利润中没有支付足额税收。据美国估计跨国公司对外利润的税率约为10%,尽管欧盟正在打击与跨国公司达成定制税收协议的成员国。


第二个焦点问题是生活成本方面的额外压力。一位反对在纽约皇后区设立亚马逊总部的人士认为,总部的设立掀起一场激烈的风暴——因为在住房市场上,高收入者相比大众拥有更高的竞价权。美国房地产网站Zillow的一项研究佐证了这一担忧:它预测,如果亚马逊选择一些城市(洛杉矶、丹佛)作为其第二总部基地,那么未来十年,这些城市的住房租金中位数将增长两倍。Zillow的模型表明,城市适应总部经济带来就业增长的能力,取决于他们增加住房存量以应对额外需求的能力。


目前,这种反对总部的论调大多在美国城市扎根,尤其在那些现在无力支持总部的城市,虽然感觉和伦敦并不类似。这些争论主要围绕政府预算应该补贴大型私营企业还是应该尽力帮助企业降低成本间展开,比如减少拥堵、降低通货膨胀等。但这并不是伦敦不受影响的感觉。


第三个焦点问题是不平等加剧。高收入阶层的工资增长幅度更大——2014年,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和他的同事发现,1990年以来,英国的收入分配倾向于前百分之一的收入的人和前0.1%的纳税人,分别从8%增加到10%和2%增加到4%。企业战略决策的角色往往由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而总部拥有大量高收入员工,他们可能加剧了这一趋势。一些人认为,如果不加以妥善管理,高收入造成的不平等可能会损害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OECD组织就此问题发表了简短的报告。


最后一点,总部及其相关部门可能对当地企业招聘员工产生负面影响。在那些跨国公司有足够的市场力量吸纳本地人才的行业中,总部可能会造成当地企业人才缺乏——如果跨国公司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给出更高价格的话。当技能提供或移民政策对特定技能需求的突然增长没有反应时,这将变成一个特定的问题。


总部带来了投资,提供了报酬丰厚的工作岗位,此外还带来了游客、税收、捐赠和声誉。随着相关行业的聚集并吸引人才,集聚会增强总部的影响力。雇佣更多高收入者的总部集中精力于扩展总部经济的影响力,这意味着吸引总部已成为一个更高风险的游戏。技术跨国公司就是一个例子,其中一些最近的销售额和利润都有了大幅增长。当然,城市规模十分重要——一个在中等规模城市是领头者的公司总部,在伦敦或纽约也许只是众多玩家之一。但是决策者也应该意识到总部投资的缺点,以及那些可能需要降低的成本——这反过来可能会引起人们对使用公共资金资助总部这一价值的质疑。


THREE

第三章:

什么因素影响了总部的位置




企业在为总部选址时会考虑什么?总部的范围不断变化。现有文献中也有一系列关于影响企业选址决策的选题。本章结合文献研究与对亚马逊第二总部选址案例的调查,综合文献与自身研究来佐证20个城市竞争力 “支柱”的观点。


现有的研究强调了一系列影响总部选址决策的因素。资本市场准入、有利的法律和监管制度、临近客户以及在集聚经济体的作用(例如,产业和公司在地理上的集聚以谋求业务发展)所有这些都影响了公司地点的选择。全球城市的“连通性”,(包括一切能够促进人员、服务和知识有效流动的事务)已经被证明可以影响总部地点的选择,尤其在知识密集型行业。其他因素,诸如语言、时区、监管和营商环境以及简单的地理位置,都会影响特定区位的业务便利性。“软性”因素,诸如文化、夜生活、强大的教育体系及其所提供的生活方式等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后面的因素对城市本身本没有那么重要,但对于吸引和留住人才十分重要。事实上,采访表明,尽管上文提到的所有因素都是相关的,但获得人才(以及支持人才的基础设施)是总部投资的首要考虑因素。


这反映在亚马逊公司里程碑式的第二总部选址项目及相关的投标战案例中。北美城市的竞争给亚马逊带来了大量的投资机会——这是伦敦既不能也不愿做的。然而,由于总部选址的决策通常是保密的,亚马逊的案例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视角,来了解公司从总部选址中想要什么,以及他们声称是什么。这个案例揭示了合格劳动力的获得机会已经成为唯一的最重要的总部选址因素——尽管财政和现金激励在媒体辩论中凸显,但其作用却出人意料地不那么重要。



HQ2:总部选址决策案例研究

2017年末,亚马逊宣布打算开设第二家公司总部,简称“HQ2”。这个新总部将设在北美某个大都市地区,与亚马逊在西雅图的现有总部相辅相成。亚马逊声称,预计第二季度将雇佣5万名全职员工,平均支付10万美元,并涉及5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为了确定第二总部的位置,亚马逊向北美各地的城市发出了“项目征询书(Request for Proposals)”。


随后的投标战使城市与城市发生了激烈的竞争。市政府和州政府提供有竞争力的一揽子税收和其他财政激励措施,同时展示其他价值。Crystal City(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和长岛市(位于纽约皇后区)的投标最终被选为两个新的“HQ2”。然而,尽管得到了市政府和州政府领导人的支持,但纽约市民对该项目的反对逐渐出现——包括对城市贵族化的担忧、住房成本上升的压力以及现有政府补贴能否保持的担忧。亚马逊随后放弃了纽约长岛的计划,将“HQ2”确定在了Crystal City(随后更名为“国家登陆”)。


整个过程表明,北美各地的城市领导人是多么热衷于将大型企业总部吸引到他们的大都市。亚马逊的“项目征询书”文件也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参考,概述了潜在的总部位置对大型跨国公司具有吸引力的因素(本报告附录2中包含了相关章节的摘要)。但亚马逊的最终决定也告诉我们哪些因素对影响总部决策最重要。


重要的是,上述两个HQ2项目提案并不是提供最高金钱激励的选址。在Crystal City项目上,亚马逊将获得超过20亿美元的各种“基于绩效的直接激励”(包括现金补助和地方和州政府的税收抵免)。然而,据报道,来自马里兰州投的投标价值高达75亿美元,超过了弗吉尼亚州的中标报价。这无疑表明,非财政因素在决策过程中更有影响力。


亚马逊明确表示了对大都市的偏好。由此看来,决定总部选址的主要驱动因素是能否雇佣到合适的人,而不是地域本身。交通和其他连通性基础设施也很重要,为了连接城市内和城市间的人——工人、投资者、供应商和合作伙伴。正如亚马逊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在宣布HQ2计划时所说:“这两个地点将使我们能够吸引世界级的人才,帮助我们在未来几年继续为客户创造产品。”



被低估因素:人才

经济学家Alfred Marshall在100多年前首次确定了“集聚经济”对企业的好处。他确定了当企业紧密地聚集在一起时,产生的三个主要好处:共享供应链,共享劳动力以及共享知识溢出。1997年,经济学家Frances Cairncross预测,技术变革和“沟通革命”将会带来“距离之死”。然而,尽管通信技术的进步使跨国界的即时视听通信成为可能,但这并没有导致总部决策的地位有所下降。地理距离的靠近在本质上带来了变化。


业务集群的趋势越来越倾向于获得共享的技术工人和知识溢出,而不是接近供应商和客户。研究表明,服务业尤其如此。这些因素对伦敦经济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记载:2013年,伦敦77%的出口都是服务业,服务业对伦敦经济的价值自2003年以来翻了一番。


本报告的采访对象是“顾问”——他们为公司总部选址决策提供建议。他们透露,人才的可获得性是总部选址的首要考量因素。因此,找到一个可以吸引现代、熟练和可流动劳动力的地点至关重要。正如一位顾问所言:“总部选址的确定百分之九十与人才相关”。这可能会影响总部所在地城市或国家的选择,但也反映在从郊区或商业园区迁至市中心的过程中。


城市(或周边城市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生活成本和生活质量直接影响企业是否能够吸引和留住尽可能多的熟练工人,因此也十分重要。在规章制度方面,是否对移民开放也是另一个相关因素。



高估因素:税收和奖励

媒体对总部选址的讨论通常集中在税收和商业法规方面。这些问题往往被认为比较重要,即使并不是唯一最重要的因素;虽然它们的影响被公司自身低估(可以理解,公司往往难以承认为了避税而搬迁总部的想法)。


研究还发现,全球总部搬迁基本比较罕见,其发生的主要的“推动”因素往往是财政政策或监管环境的重大转变。然而,尽管英国脱欧能使英国摆脱欧盟竞争和国家援助规则,但受访的顾问认为,英国的税制过于“成熟”,不太可能看到根本性的变化。最后重要的,总部选址时税收很少是最重要的因素,除非在特殊情况下:“不要让税收摇摆不定。” 


事实上,在总部选址方面,税收、规章以及营商环境的稳定性比起提供的税收或经济补贴是更为重要的拉动因素。另一位顾问指出,税收体系的稳定一直是“英国在过去几年中的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对于任何公司来说,尤其考虑到总部投资时,能够在环境稳定的地方谋划未来都是一笔显而易见的资产。突然的变化可能会使一个地点丧失吸引力,极端时可能导致总部搬迁(如上所述);正如引言中的案例那样,未来税收的不确定性给伦敦的部分海外公司带来问题。然而,这些游戏规则必须发生重大变化,才会导致总部搬迁。



有关城市竞争力的二十“支柱”

在讨论总部选址决策中各因素的相对权重时,人才的可获得性被低估了,而监管因素可能被过度强调。然而,许多其他的考虑因素显然也起到了作用。其中许多附加因素是相互关联的,对吸引人才和雇佣他们的总部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一些因素更为重要,但所有因素都应被考虑。


回顾现有文献,以及通过对总部顾问和各部门决策者的采访,伦敦市中心明确了二十个“支柱”以支持伦敦在全球外商投资(FDI)竞争中的地位(尤其在总部办公方面)。下一章将评估伦敦在这些措施中在某些方面的表现。以下图表建立了一个用于比较城市作为总部所在地吸引力的框架。


这些因素分为三类:

• 历史因素。这是长期性资产,往往超出决策者的控制。

• 营商环境。与所有因素相关,使地理位置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商业具有吸引力。

• 人才因素。包括所有尽可能可以吸引大规模、多样化和熟练人才进入总部的相关因素。


如图九所示,这些支柱的重要性程度可能各不相同。许多支柱是相互关联的。但是,一个城市在这些因素方面表现得越强,就越有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总部城市。


图十二、城市竞争力的“支柱”


集聚:一个城市多个商业部门及其支持功能的强度和多样性。

大型建筑的可达性和多样性:新建筑的开发环境。

文化:博物馆、画廊、表演场所。

多样性和宽容:当前开放开放度的声誉。

地点的多样性:不同行业集群和办公类型、成本、规模和地点的多样性。

国内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

国内市场:规模和实力。

创新:大学、创新区、研发。

国际交通基础设施:航空和铁路。

国际主义:世界范围的历史声望和可达性。

语言:主要的国内语言和各种口语。

生活方式、公共服务和“宜居性”:从学校、医院到公园和咖啡馆。

资金:投资者、放贷机构、货币市场的可进入性。

夜生活:音乐场所、酒吧和俱乐部、LGBT+场所。

政治稳定

法规和商业文化:劳资关系、税收和就业法。

法治:透明度、人身安全、腐败缺失。

人才库:包括国际国内及生活成本(含住房)。

技术基础设施:宽带、电信。

时区和地理位置



惯例:一个警告

虽然上述因素在影响总部决策方面显然十分重要,但值得注意的是,统计来看,全球总部完全搬迁的情况非常罕见。即使是跨国公司也倾向于将总部等主要业务保留在那些他们开始经营,或具有显著增长的地区。受访顾问指出,无论开始安置还是重新寻找,帮助公司寻找总部通常从数据分析开始——“最大程度集聚员工”。在各个国家或地区,大多数高管尤其是CEO,相较于中立的分析师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在大多数商业区位的决策中(尽管不一定是总部的决策),“英国的平均移动距离约为一英里”。


这种不愿改变位置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与以下事实有关:“尽管劳动力流动性增加,但实际上很少有人愿意和公司一起搬迁到不同的城市或国家”。研究还表明,全球范围内劳动力越来越不愿意迁移到另一个国家去工作。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对全球197个国家的工人进行的调查显示,愿意移居海外的工人比例从2014年的64%下降到2018年的57%。


政治不稳定、民粹主义的兴起、地缘政治权力的转移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似乎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原本更具流动性的全球劳动力不愿意迁移。然而调查也发现,尽管英国的吸引力有所下降,总体来说,伦敦仍然是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城市。下一章研究当前伦敦为何成为商业中心,并分析伦敦所面临的一些风险。


TO BE CONTINUED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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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办公:伦敦的崛起和其作为总部中心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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