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两位法官和他们的司法理念

马少华 少华读书 2019-08-23

昨晚今晨,我在床上读《后汉书郭陈列传》。这是在东汉明帝与和帝之间,先后担任过最高司法官的郭躬与陈宠的合传,但实际上是上溯祖父、下及子孙的两个法官家族的传记。

 

这两个法官家族不仅“世典刑法”,也世代传习法律知识,传递着对法律社会意义的思考及轻刑等法制理念。《后汉书》的作者对其评价甚高。赞曰:“陈、郭主刑,人赖其平”。

 

“平”是古代对于司法的一个评价标准,就是公正。

 

从两传的记述来看,法律知识和法制理念都是在家族中传递的。

《郭躬传》说:他的父亲郭弘“习《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为决曹掾,断狱至三十年,用法平,诸为弘所决者,退无怨情。”

 

这是基层法官可以直接实现的社会治理效果:以公平的判决消除社会矛盾,所谓“案结事了”。

 

到了郭躬这一代,则比其父有更大的影响。因为后者主持的司法建设比其父具体的司法实践的影响要大得多。但郭躬的起点仍然在基层:

本传记述:“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后为郡吏,辟公府……”——最终做到了廷尉,最高司法官员。

 

在科举制度尚未产生的东汉,像法官这样特定职守的行政教育往往是在家庭之中完成的,也往往在私人讲学中进行。

 

本传记述:

“郭氏自弘后,数世皆传法律,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将二十余人,侍御史、正、监、平者甚众。”

 

看起来,法律这一门具有专业性的行政知识和行政经验,可能是这个家族繁盛的一个原因。

 

《郭躬传》记述:

“躬家世掌法,务在宽平,及典理官,决狱断刑,多依矜恕,乃条诸重文可从轻者四十一事奏皆之,事皆施行,著于令。”

 

他的这些轻刑的理念不仅得到实行,也落实到了法律文本之中。

 

陈宠家族的司法渊源则可以上溯得更远。

《陈宠传》写到,陈宠的曾祖父陈咸在西汉末年成帝和哀帝统治期间“以律令为尚书”。到王莽辅政时期,陈咸父子辞官避世,“乃收敛其家律令书文,皆壁藏之。”

 

陈咸常告诫子孙说:“为人议法,当依于轻,虽有百金之利,慎无与人重比”。

 

《陈宠传》记陈宠“明习家业,少为州郡吏”,但其最后也做到了最高司法官——廷尉。显然,法律知识虽然是家传的,世居一官也是古代的传统,但法官的职守并不为家族垄断,还是需要家庭子弟从基层官吏做起。只不过,家传的法律知识自然有助于这个家庭的子孙走上司法官的道路。

 

陈宠被辟为分管诉讼的司徒鲍昱府的掾属之后,受到重视,“转为辞曹,掌天下狱讼。其所平决,无不厌服众心”。

 

他还为鲍昱“撰《辞讼比》七卷,决事科条,皆以事类相比。昱奏上之,其后公府奉以为法。”

 

显然,这是由判例到法律成文化的过程。反映了在司法经验基础之上的法制建设。

 

《辞讼比》的“比”,原意就是把同样或相近的事物放在一起,引伸义有比较、对比的含义。这种基于具体司法判例的归类整理,有“判例法”的作用,无非是为法官提供判决依据:情节相同的案件,判决应当大致相同。而司法的公平就在其中矣。

 

《陈宠传》记述:“宠代郭躬为廷尉,性仁矜,常亲自为奏,每附经典,务从恕,帝辄从之,济活者甚众。其深文刻敝,于此少衰。宠又钩校律令条法,溢于《甫刑》者除之。”

 

《甫刑》指的是《尚书•吕刑》,这里应指周代刑法。“溢于《甫刑》者除之”指的是陈宠以古代法律经典作为合法性依据,清理整顿当代过滥的罪名和刑罚。

 

陈宠的儿子陈忠传附于陈宠传之后,他也因“明习法律”而被司徒刘恺辟举为尚书,“使居三公曹”。——这个官职当时还不是后来的“六部”之一的首长(部长),而只是“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属下工作团队的官员,但因直接接触法律事务,其影响很大。

 

当时“苛法稍繁,人不堪之”,陈忠依据父亲的司法理念,“奏上二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敝。又上除蚕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得减重论,母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事皆实行。”

 

从上面的一段话来看,陈忠的贡献,一方面是进一步促进法律的成文化,以避免法官面对具体案件时没有根据,只好向上请示,导致不公正的弊端。另一方面,则是一系列司法法改革举措,主要是轻刑化的举措。如他提出废除的“蚕室刑”,就是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受到的那种既残忍又耻辱的酷刑。但其中狂易杀人减刑和死罪听任亲属代死两项改革,受到了《后汉书》作者范晔的批评:

“忠能承风,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狱。然其听狂易杀人,开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谬矣。是则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祸,进退无所措也。”

 

罪犯由别人“代罪”“代死”固然荒唐,但“狂易杀人,得减重论”则其实与现代刑法相近。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郭躬传》还述及郭躬区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司法理念:

当时有这样一个案件:一对兄弟共同杀人,应当怎样确认两人的责任呢?皇帝认为,兄长没有为弟弟起到好的榜样,所以哥哥应当承担更重的刑事责任,于是免除了弟弟的死罪。但是,中常侍孙章在宣诏的时候却误报兄弟二人罪责同样重。因此尚书拟诏,哥俩都判了腰斩。

 

现在的问题是:中常侍孙章犯的的错误应当怎么判刑?

 

皇帝问郭躬该怎么判,郭躬回答:“章应罚金”。皇帝质疑说:孙章“矫诏杀人”怎么能以罚款了事呢?

郭躬回答说:“法令有故、误(之别),章传命之谬,于事为误,误者其文轻。”

也就是过失犯罪的刑责应当轻于故意犯罪。

 

我国刑法第十四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

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

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

 

但是,皇帝却怀疑孙章是故意:“章与囚同县,疑其故也。”

皇帝的意思大概是:孙章与本案两名犯罪恰好是同县的人,没准儿曾经与他们可俩有什么过节呢。这次假传圣旨可能是公报私仇。

 

郭躬则回答说: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王法天,刑不可委曲生意。”

 

他首先引用了《诗经•小雅•大东》中的两句诗——表面上是赞扬周代的公路,实际上是赞颂周朝政治清明——平直,用在法律上,也就是公正。而在上面的一段话中,真正反映司法理念的一句则是:“刑不可委曲生意”。这句话的意思大致是:不应当在法律明确的规定之外再以其他理由做出不同的解释。

 

这句话表达的原则近于“罪刑法定”的现代司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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