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人在长安的十二时辰:尽享特权,乐不思归

启风 启风居 2019-08-20



启风/文


长安被誉为“国际大都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城中住着大批的“胡人”。在唐朝,“胡人”所指广泛,包括西域地区突厥、回纥等少数民族,及东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外国人。天宝年间,居住在长安的胡人至少有上万名。


马伯庸原著的热播剧《长安十二时辰》,以还原历史细节著称,当然少不了胡人的身影。


胡人宗教风行长安


在剧中,张小敬接受任务不久,就在追踪一名狼卫时,闯入了胡人聚居区——怀远坊祆教祠一带。祆教在中国又称“火祆教”“拜火教”,原是发源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崇拜火和光明,主要信奉者除波斯人外,还有西域康国、安国等所谓“昭武九姓”的粟特人。


西域胡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长安,不管是出使、经商,还是做官、避难,都必须有地方开展宗教活动,于是他们请求唐朝政府,获准在长安修建祆祠。祆祠中供奉祆神,设有火坛,平日里“常有群胡奉事,取火诅咒”,举行祭祀。胡人因信仰聚集,久而久之,祆祠周围就会发展为胡人社区。现有研究表明,唐朝长安至少有过5座祆祠,不过都不在怀远坊。怀远坊的标志性建筑“光明寺”,是一座佛教寺庙。


图:北周祆教萨宝史君的石椁,现藏西安博物馆


为管理境内的祆教徒,唐朝政府设立了一些专由胡人担任的官职。你可能想象不到,《长安十二时辰》里,被狼卫劫持的祆正是从七品,怒闯靖安司的萨宝是正五品,他们作为祆祠内外民政、宗教事务的主要管理者,的确在长安有着较高地位。


剧中说,怀远坊和安禄山有关联,也不是完全虚构。按照学者荣新江、沈睿文的研究,安禄山的生父可能是康国粟特人,生母和养父都是信奉祆教的突厥人,他自己借助祆教信仰,自称“光明之神”或“斗战神”,并以之号召胡人。一个重要证据是,胡人拜见安禄山时,都会遵照祆教礼仪,与之一同祭祀祆神。


除了闯祆祠,张小敬还在追捕“右杀”时,进入义宁坊的景寺,见到了执事伊斯。景教是指发源于叙利亚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景”的意思是“光明”,景教就是要传播光明。


景教的标识“十字莲花”,在《长安十二时辰》里也有出现。学者姚崇新认为,“十字莲花”上半部分的十字架,结合了马耳他式十字架四臂等长和波斯式十字架镶嵌珍珠的特点,下半部分的莲花底座则是佛教风格,此外还装饰有祥云、火焰等基督教元素。


按照《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说法,叙利亚教士阿罗本于贞观九年(635年)来到长安,受到唐太宗接见,并获准在中国传教。随后,唐朝政府在义宁坊、醴泉坊各建起一座景寺。到了唐高宗时期,景教已遍传各地,自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


图: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西安碑林博物馆


伊斯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不过他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才随回纥援军入唐的。伊斯投在郭子仪麾下充当谋士,后来当到“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是正三品的高官。伊斯曾在灵武等五郡重建景寺,并从事慈善活动,施舍衣食、治病救人。


当时,长安的景教徒为方便传教,有意识地“华化”。前辈学者林悟殊发现,景教徒除叙利亚教名外,很多人都另有汉语名,如法和、法应、志通等。他推测,“伊斯”二字很可能不是音译,而是遵照唐人习惯,表示姓“伊”名“斯”。


图:《长安十二时辰》中的伊斯


至于和祆教、景教并称所谓“三夷教”的摩尼教,因曾支持武则天称帝,唐玄宗将其列为邪教,严禁唐人信奉,《长安十二时辰》因此没有提及。直到安史之乱后,摩尼教才借助回纥人的力量,在唐朝境内重新传播。唐代宗时期,长安建起摩尼教的“大云光明寺”。


胡商集聚长安西市


葛老是《长安十二时辰》里比较重要的角色,他原本只是一个在青楼打杂的昆仑奴,后来凭着个人才智和心狠手辣,成为平康坊一霸。剧中饰演葛老的杰曼·翰苏,出生于西非国家贝宁,是一名纯正的非洲黑人。其实,因路途遥远,当时唐朝境内的非洲人非常少。


昆仑奴的主要来源是东南亚,他们被阿拉伯人劫掠,贩卖到中国。史书中的昆仑奴“头卷体黑”“人形短小”,水性极佳,和东南亚的尼格利陀人等特征一致。


脱去奴籍的葛老,做的虽然大多是见不得人的生意,但也算“翻身”成了一名胡商。胡商身上大都有着葛老一般的精明,粟特人擅长做生意,“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唐朝还流传一句反话,叫做“穷波斯”,意思是到中国来的波斯人大多富有,由此看来,他们经营的“波斯邸”真是生财有道。


图:《长安十二时辰》里的葛老


与葛老不同,合法的胡商,包括粟特人、大食人、波斯人等,主要聚集在长安西市。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一书总结,胡商主要经营香料、珠宝、饮食和马匹,同时兼放高利贷,服务长安城里的达官显贵。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游记中回忆,“在大街左边的西区,住着庶民和商人;这里有货栈和商店。每当清晨,人们可以看见,皇室的总管和奴婢、宫廷的仆役、将军的仆役,以及其他当差的人,或骑马,或步行,鱼贯似地来到这个既有市场,又有商店的街区,采购主人需要的东西。”


珠宝可能是胡商身上最重要的一个标签。传世的笔记、小说中,保存有很多胡人鉴宝、买宝的故事。仅叶德禄《唐代胡商与珠宝》一文所举事例,即达40多个。


比如,《太平广记》中有一篇《径寸珠》,说是一名波斯商人到扶风旅行,看中一户人家门口的“方石”,于是向户主诡称“欲石捣帛”,花2000钱买下此石。波斯人把石头劈开,得到一颗宝珠。同书另一个故事说,一名船夫偶然得到一颗宝珠,到扬州卖给胡商,赚得数千缗。交易结束后,船夫问胡商:“这是什么珠子?”胡商笑而不语,转身离去。


胡商贩卖珠宝的名声太大,以至唐太宗都有耳闻,他曾问身边侍者:“吾闻西域贾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诸?”在得到侍者肯定回答后,唐太宗又说了一句,“人皆知彼之爱珠而不爱其身也”。所谓“贾胡”即是胡商,这个事例说明,有的胡商爱珠宝超过爱生命。


图:绘有回纥大臣的岩画,现藏亚洲艺术博物馆(柏林)


在长安西市,还有不少胡人经营的酒店。他们店中的招牌是“胡姬”——充当服务员,兼职表演歌舞的胡人女性。诗人们歌咏胡姬的作品不胜枚举,比如李白有“胡姬貌如花,当炉笑春风”,又有“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岑参吟过,“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胡商酒店无疑是风流才子们经常流连的地方。


胡商集团主营奢侈品生意,财力雄厚,不少人拿多余的资金放高利贷。史书上说,长安的“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即从官员到百姓,都有人找胡商借贷。安禄山曾暗中让“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作为发动叛乱的经费。胡商胆子这么大,《长安十二时辰》说他们贩卖长安坊图,也不是不可能。


除了经商才能外,胡商能在中国大发利市,还得力于唐朝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唐朝规定,对胡商仅征收10%的关税和2%的交易税,严禁地方私自加税。唐朝政府大概为免于唐人受制于胡人,还会代唐人还债。阿拉伯商人回忆,“如果他实在无法偿还债务,当局确认,他的确什么也没有了,便传见被告的债主,并用天子府库的钱来还清。”有这样的保障,胡商从事高利贷行业,可谓包赚不赔。


胡人贵族不舍长安


长安胡人中最特殊的群体,是各国滞留大唐的王公贵胄。他们包括归附唐朝的胡人、外国在唐的人质、各国入唐的使节,以及战败留唐的俘虏。与此相关的史料颇为庞杂,不过我们通过《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一书的整理,即能窥其概况。


对归附的胡人,唐朝政府给予优厚待遇。如东突厥内附,唐太宗将随颉利可汗同来的酋长等,全部封为将军、中郎将等,封官在五品以上的就有百余人。即使被俘也不例外,侯君集灭高昌国,国王智盛做了俘虏,唐太宗也封他为左武卫大将军、金城郡公。


各国在长安的“质子”,即主动送来的人质,同样会被封官。米国王子米突骑施任辅国大将军,行左领军卫大将军,其子米继芬继续在长安为质,位至上柱国,活了92岁。


相比之下,长安里的各国使节就更多了。唐太宗时期,每年来进贡的国家有十几个,不少国家每隔几年就要来一次,使得留驻长安的使节常常数以百计。他们只要运气稍好,就能被唐朝皇帝册封官职,如流鬼国使者被封骑都尉,米国使者当上中郎将等。


唐朝皇帝主持宴会、仪式等,各国王侯、酋长、使者受邀参加,通常都会得到封官或赏赐。唐玄宗到泰山封禅,随从的胡人贵族“各赐加一官”。如果皇帝赏赐物品,则多是金带、紫袍等。安史之乱后,唐朝再无力支付如此巨额的外事开销。


尤其唐德宗时期,战争导致道路断绝,很多使者无法归国,滞留长安者达4000余人。外交机构鸿胪寺负责为这些人供给衣食、住宿,不堪重负。有的使者留在长安四十多年,靠发放高利贷敛财,购买田地、娶妻生子。《长安十二时辰》的主角之一李泌知道后,命令鸿胪寺给这些人停止供给。使者们极为愤怒,纷纷向朝廷申诉。


图:李泌


李泌对他们说:“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李泌最后说了句算是勉励的话,“人生当乘时展用,岂可终身客死邪!”其实就是让这些使者们要为大唐做点事情,不要一天盼着吃闲饭。


在唐朝有吃有喝,自然没人想冒险回国,于是李泌就把这些人打发到了神策军,王子或使者当散兵马使、押牙等中下层军官,使团的随员都充作士卒,从朝廷领取俸禄。


长安胡人的归宿


唐太宗有一句名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他这话不太对,因为大唐对夷狄,其实比对国人更好。不夸张地说,胡人在长安城,曾经每天都有着幸福“十二时辰”。


在唐朝法律中,胡人属于所谓“化外人”,即大唐教化之外的人。对他们,除了上面说到的僧侣、胡商、贵族外,其他各类职业的胡人,唐朝一律也给予优待。


按照唐朝法律,“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意即,来自相同地区的胡人发生纠纷,按他们本地区习俗处置;来自不同地区的胡人要有纠纷,才按唐律处置。这么看,胡人在唐朝能享受一定程度的“治外法权”。


胡人归附唐朝,由“所在州镇给衣食”,即地方政府供给日常所需衣物、食品。同时,又规定“外藩人投化者复十年”,意思是,入籍的胡人享受免税十年的特权。


图:北齐时期,浮雕上的粟特人,现藏巴黎吉美博物馆


在优惠政策的吸引下,留唐的胡人不断增多,以至出现了一些聚居区。如前文所说,围绕祆祠,长安胡人形成了几个社区;广州大食人等所住的地方有“蕃坊”;现在山东、河北一带有很多“新罗坊”。在这些聚居区内,胡人被唐朝政府授予了相当大的自治权。


让胡人们想不到的是,突然爆发的安史之乱毁掉了这种“好日子”。这场以胡人为首的叛乱后,唐人对境内胡人,尤其是粟特人萌生敌意,李白即有诗道,“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粟特人在长安难以立足,只能如荣新江总结的那样,或者“向河北三镇转移,寻求新的生存之地”,或者“用改换姓氏、郡望等方法来转胡为汉”。


与此同时,回纥人因帮助唐朝平叛,大批进入长安。他们和粟特人联手,“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成为横行长安的特权集团。粟特人则“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货殖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史书上说,“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那么在长安为患的回纥、粟特商人至少有2000千人。


回纥人、粟特人在长安的不法行为,加剧了唐人对胡人的憎恶。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即位,命令回纥使者突董带长安的全部回纥人、粟特人归国,谁知他们到达现在内蒙古境内的振武后,一待几个月,不仅一再向唐朝政府索要补给,一天吃掉上千斤肉,还纵马游牧,践踏庄稼,让当地人不堪其苦。振武地方长官张光晟有意杀死这些回纥人,抢夺他们的辎重,但又害怕他们人多势众,不敢贸然下手。


这时,回纥新可汗即位,杀死2000多名粟特人。消息传到振武,粟特人给张光晟献策,让他杀死突董等回纥人,帮他们报仇。张光晟见胡人发生内乱,很是高兴,于是三次上书唐德宗,说“回纥本种非多,所辅以强者,群胡也”,建议趁回纥国内变动,将振武的回纥人、粟特人全部杀死,以削弱回纥的实力。对此,唐德宗没有同意。


张光晟干脆自行其是,领兵掩杀了全部回纥人、粟特人,并拿他们的尸体建起一座“京观”。唐德宗非但没有处罚张光晟,还升他做了右金吾将军。后来在回纥新可汗要求杀张光晟,给死者报仇的情况下,唐德宗也仅仅是将他降职了事。


长安各教僧侣的“好日子”很快也到了头。唐武宗在会昌五年(845年)下诏“灭佛”,”三夷教“也受波及,唐朝政府没收了景教、摩尼教、祆教的庙宇、财产,勒令他们的3000名教徒还俗。自此之后,景教、祆教先后从中国绝迹,唯有摩尼教,虽然失去回纥庇护,还是顽强地在中国秘密传播了几百年,华化为“明教”。


图:唐武宗


言而总之,盛唐结束后,首先,出于财政压力,唐朝着力限制使团人数,放还滞留长安的各国质子、使者;其次,受安史之乱影响,唐人开始有意识地“排胡”;第三,“会昌灭佛”后,“三夷教”信徒备受打击。胡人在长安的幸福“十二时辰”,至此成为往事。


本文原刊于《财新周刊》2019年第30期,题为《胡人在长安的幸福十二时辰》,署名杨津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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