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曹操如何颠倒黑白、指鹿为马

言九林 史料搬运工 2019-08-19

建安十三年六月,曹操废除东汉帝国的三公制度,改以丞相与御史大夫总揽朝政。


然后,曹操自任丞相。


八月份,曹操杀太中大夫孔融全家。


丞相军祭酒路粹,奉命撰写了一份文件,给孔融罗织了一系列罪行。


文件如此写道:


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靖,而招合徒众,欲规不轨,云: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与孙权使语,谤讪朝廷。又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又前与白衣称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


总结起来,共计四条大罪:


(1)有不臣之心。在北海相任上有不臣之心,以孔子后裔自居,扬言“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刘)”。


(2)对朝廷不满。当着孙权派来的使者,说朝廷的坏话。


(3)衣冠不整,不尊重皇帝。身为九卿重臣,“秃巾”(带巾不加帻)出入宫廷。


(4)散播反动言论。说什么父亲对于子女没有恩惠,子女只是父亲情欲宣泄的副产品;母亲对于子女也没有恩惠,母亲生育子女,如同将器物从瓦罐里倒出来。两人还互相吹捧,祢衡赞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誉祢衡是“颜回复生”。



这四条罪状,运用了四种指鹿为马的手段。


第一种,颠倒黑白。


曹操指使路粹,说孔融在北海相任上有不臣之心,经常念叨“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天下未必要姓刘),这是典型的“贼喊捉贼”。


东汉末年,曾出现过两个以匡扶汉室、讨伐董卓(及其余党)为宗旨的“关东同盟”。一次发生在初平元年,以袁绍为首,可称作“第一次伐董统一战线”,让袁绍、曹操、袁术等人,成为了最大的得利者,借助“同盟”的名义,他们顺利实现了其割据政权在理论上的合法性。随之,这些人开始致力于互相攻伐,力求在关东消灭异己(也就是不服从者)。


出于对“第一次伐董统一战线”已然变质的不满,初平四年,以徐州刺史陶谦为发起人,另一批关东地区的地方官员和知名士大夫,决定组织成立一个新的同盟,起兵西迎汉献帝还都洛阳。这个新同盟,可以称作“第二次伐董(董的余党李傕、郭汜等)统一战线”。


这个同盟的具体参与者,如下表,孔融亦在其中。

这个新同盟的出现,严重挑战了旧同盟成员们的利益,尤其挑战了袁绍“盟主”的政治地位。所以,在袁绍的指使下,掌控兖州的曹操,出兵徐州,摧毁了这个旨在“勤王”的新同盟。


破坏勤王行动者,指责勤王者有不臣之心,是为颠倒黑白。


第二种,偷换概念。


曹操指使路粹,给孔融扣了一顶“谤讪朝廷”的罪名。


实际上,孔融所批判(也就是所谓的“谤讪”)的对象,乃是曹操,而非朝廷。


建安元年,孔融响应朝廷的征召,前往许都出任将作大匠一职。作为一个“爱汉室”之人,此时的孔融,对迎回汉献帝的曹操颇有好感,在诗里写下了“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从洛到许巍巍,曹公辅国无私”这样的句子。曹操成了伟岸、正直和忠义的化身,成了汉室复兴的希望所在。


但这种好感未能持续太久。自建安元年开始,孔融不断举荐与自己的“爱汉室”政治立场相近之人进入许昌,但大多被曹操变相弃用,或遣往其他割据势力(如盛宪),或赋予无足轻重的虚职(如谢该)。建安四年,孔融所举荐的名士边让,竟被曹操杀害,他与曹操的关系,就此走向破裂。


从这一年开始,孔融成了曹操政治上的反对者。比如,曹操提交奏疏,要求以“修贡职,多行僭伪”的罪名,将荆州牧刘表定性为叛逆,孔融也提交奏疏,明确反对曹操的主张,理由是“前些时候朝廷刚刚颁布诏书,申明袁术篡逆的罪恶,现在马上又宣布刘表篡逆,恐怕不但起不到遏制僭伪的目的,还会给天下人造成一种天下已经大乱、帝位人人可争的坏印象”(《崇国防疏》);曹操与袁绍决裂,孔融也会在许都散布袁绍集团难以战胜的论调。


建安九年,曹军攻破邺城,曹操去到袁绍墓前洒酒祭奠“哭之流涕”,曹丕去到袁绍家中抢夺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闻知这桩丑闻后,给曹操去了一封信,内中讽刺道:“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问典故出自何处,孔融回复:看到今天发生的事情,推论从前罢了。


当然,最让曹操切齿痛恨的,是孔融一再站在“爱汉室”的立场,阻挠曹操集团的扩张。平定冀州之后,曹操由兖州牧改任冀州牧,占据了汉帝国资源最富庶的、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曹操见崔琰时曾言:“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同时,为了让“冀州”所辖区域尽可能变大,曹操又指示人提议变更汉帝国现行的行政区划,恢复所谓的“古九州制”——按照“古九州制”,古冀州除了现冀州所辖地域之外,还要并入现幽州、并州的全部,司隶州的东半部,以及兖州、青州的一部分。其面积相当于日后曹魏帝国疆域面积的约三分之一。


冀州牧曹操如此热心“古九州制”,如此这般扩张冀州的辖域,其用心可以说是非常明显了。


“爱汉室”的孔融做出了反击。他以与“古九州制”相呼应、想配套为由,紧跟着抛出了一份恢复“古王畿制”的提案。这份提案以《周礼》为依据,主张“方千里曰国畿,其外五百里侯畿”,意即:以皇帝所在的都城为中心,周围方圆千里之内,是属于皇帝的直辖区,不能用来分封诸侯。如此算来,以许都为中心,周边的兖州、豫州的全部,司隶州的东半部,荆州的北半部,就必须全部直属中央,归皇帝直接管辖。


孔融当然不是真的想要恢复“古王畿制”,曹操也不可能把兖州、豫州的地盘从嘴里吐出来。他的目的,只是要阻击曹操的“古九州制”(因孔融等人的反对,“古九州制”延缓至建安十八年才被付诸实施,彼时,孔融早已被曹操所杀)。


建安十三年前后的孔融“与孙权使语”,具体内容为何,史书中无任何记载。孙权在建安十三年有“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之语;作为一个“爱汉室”者,孔融与来许都的孙权使者谈话,他所“谤讪”的,当然只会是他所反对的曹操,而不是他一心想要维护的汉室朝廷。


将“谤讪曹操”等同于“谤讪汉室”,是为概念偷换。


图:影视剧中的孔融,被塑造成了一种猥琐的形象


第三种,割裂、隐瞒情境。


曹操指使路粹,指控孔融衣冠不整不尊重皇帝(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


此事发生在建安二年。这年春,袁术称帝,给了曹操一个解决杨彪的机会——杨彪家族“四世太尉”,与“四世五公”(四代人出了五位三公)的袁氏家族齐名,是汉献帝时代朝堂上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建安元年,献帝新到许都,大会公卿,“兖州刺史曹操上殿,见(杨)彪色不悦,恐于此图之,未得宴设,托病如厕,因出还营”,见到杨彪不高兴,就担心他会在朝堂上伏兵诛杀自己,可见曹操对杨彪这种有影响力的上一代政治人物的忌惮心理。


以与袁术存在姻亲关系为由,杨彪被曹操扔进监狱严刑拷打,欲将其坐实为袁术的同党。听闻消息的孔融,“不及朝服,往见太祖”(《续汉书》),朝服都没来得及穿,都跑去朝堂见曹操。这次“不及朝服”,就是所谓的“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


见到曹操之后,孔融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孔融说:“杨家四代人有德行,为海内之人敬仰,《周书》上说‘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况因为袁氏而归罪杨家?”曹操无言以对,只好说“国家之意也”,拿“国家”为自己的私心打掩护。孔融很不客气地回应:“假使成王欲杀召公,则周公可得言不知邪?”——别胡扯了,那周成王要杀召公,周公难道可以推说自己不知道?(周公辅政周成王,是实际的权力掌握者)。


此番风波,虽然未能如愿诛杀杨彪,但杨彪被逐出了许都中央。杨彪失势,围绕在杨家周围的门生故旧,也随之解体。曹操达到了消除许都朝堂有影响力者的核心目的。


将事情发生的具体背景略去,然后对人进行标签化审判,是为割裂、隐瞒情境。


第四种,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再来批判“你的意见”。


曹操指使路粹,给孔融安了一项“主张不孝”的罪名,理由是孔融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父亲生下子女不能算恩惠,子女只是父亲情欲宣泄的副产品;母亲生下子女也不能算恩惠,只是如同将器物从瓦罐里倒出来。)


孔融究竟是不是真的说过这样一段话?


可以知晓的有两点:


(1)孔融本人践行“孝道”。《后汉书.孔融传》里说他“年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是一个有“孝名”的人。


(2)曹操当年为孔融罗织罪名时,并没有能够从孔融的书信文章中找到载有此类含意的词句。所以,当他因杀害孔融而引起知识圈舆论的谴责时,只好如此自辩:


“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眩其诳诈,不复察其乱俗也。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瓶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诸军将校掾属,皆使闻见。”(《宣示孔融罪状令》,载《三国志·魏书·崔琰传》注引《魏氏春秋》)


大意是:我杀了孔融之后,很多人不满,觉得我杀错了好人。其实你们不知道,你们全被孔融这个人的外表蒙蔽了,不知道他是个“乱俗”之人。本州的人讲,平原的祢衡受了孔融的影响,到处讲父母生孩子对孩子不算恩情,孩子在母亲腹中相当于物品放在瓶子里,还说若逢饥荒年份,与其把粮食给那无情无义的父亲吃,不如拿来养活旁人。这种人,如今公开诛杀在集市上,我还嫌太晚。我现在把这些事公布出来,你们不要再被孔融这种人迷惑了。


这是一篇非常“愚蠢”的解释(当然,曹操也是面临了不小的压力才会写这种文宣来解释),它透露了三点重要信息:


(1)当时的知识分子圈,并未流传所谓的孔融关于“孝道”的“反动言论”,所以曹操才在文宣里说知识圈“不复察其乱俗”,才要特意“以此事列上”。

(2)曹操未能从孔融处找到“反动言论”,否则就直接在解释文宣里说了。

(3)扣在孔融头上的关于“孝道”的“反动言论”,实际上出自祢衡之口。


且不论以言论文字杀人是否正当——中国古代的文字狱大拿乾隆,也知道文字狱不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观,知道在自己的谕旨里假惺惺地强调“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也不论祢衡的话是不是真的存在,是不是遭到了曲解。


单就上述资料所透露的逻辑而言:


祢衡说过某些话+祢衡与孔融交好、受过孔融的影响=这些话是孔融说的。


荒唐不荒唐?可笑不可笑?


是为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再来批判“你的意见”,再来杀你。


以上种种,形象地向后人展示了一个常识:如果一个人拥有了无可制约的绝对权力,他想要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是多么地容易。也形象地对后人提醒着一个常识:如果被批斗者没有任何机会发出辩解的声音(如孔融),那么,那些加于其身的罪名(如曹操指使路粹所撰写的文件),往往也是不可信任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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