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可能存在的“空概念”

马少华 少华读书 2019-08-11


一、词语、概念、标签和它们指涉的事物

 

今年4月,巴黎圣母院失火受损,震惊世界。一个久已在中国舆论场广泛流通的词语也频频在这个话题的争议中出现:“圣母心”。


我是在评阅一篇作业和与学生的交流中,才开始认真地思考:一个广泛传播的词汇可以怎样影响人们的思考甚至观察,以至于使人们不假思索地使用它,仿佛亲眼看到了那个词语指涉的对象一样。


那位同学的习作中批评了网上对于巴黎圣母院失火事件的两种态度:一种是因为联想到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便对巴黎圣母院被焚叫好——这被称为“狭隘的民族义”;另一种则是为此痛惜不已,甚至倡导捐款修缮——这被称为“圣母心”。“圣母心”、“圣母情怀”等词语也曾出现在近年来涉及宠物的舆论争议中和2016年运钞车押运员开枪打死疑似侵犯者引发的舆论争议中。这个词语内含贬义:它暗示某一种慈悲、慈爱的情感超出普通人正常情感的程度,因此也可能不真实。


读了那篇学生习作,我感到:如果将痛惜世界文明遗产焚毁的观点称为“圣母心”,其实是含糊的、不合适的。文中所言的“道德绑架”,指的是有一些人倡导大家为重修巴黎圣母院捐钱。这种言论及其所诉求行为的特征,如果具有潜在的强迫性,那么,使用“道德绑架者”就要比“圣母心”要更贴切;如果这种言论的特征只是倡导大家为被焚的巴黎圣母院捐钱,那么,在评论中称其为“倡导捐钱者”就比“道德绑架者”更客观。


如果我们可以使用更为具体的不同词语来指称他们的态度,那么,“圣母心”的外延又剩下什么?这个概念还有用吗?如果它只剩下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痛惜之情,那么我们不是应称那些人为“爱心人士”吗?


我疑心,“圣母心”这个词语,更近乎一个边界不确定,乃至没有对象实体的概念。人们一旦使用这个指称,就不可避免地抱有某种成见。比如,一般的惋惜之情,恻隐之心,就可能被认为是“圣母心”。因为,人群中的惋惜之情、恻隐之心必有程度的不同。而这个词语所质疑的,可能无非是差异而已。


实际上,在修改稿所附的邮件中,那位同学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个观点,总是没办法清楚、明确、有力地表达出来”,是因为它是“基于自己对周围人的了解和推断写出的,而别人的痛心是真还是假本就是主观的想法,我没有证据证明,这导致我论证时找不到明确的论据证明。”

 

这个案例使我想到的是:由于有许多本身就包含着观点(其中有一些是成见或偏见)的词语与那些指称事物的概念一起飘浮流动于观念的世界里,我们在议论某个公共议题的时候,不经意地选择这些词语来指称事物,就可能从一开始就会落进那些词语所暗含的观点乃至偏见之中。这是写评论需要警惕的。

 

实际上,新闻传播中的“标签化”现象近年来已经为社会学和传播学者普遍关注,并有许多深入的研究。“尤其在网络热点事件中‘标签化’传播成为显要特征。”[i]其中,媒体的新闻报道固然难辞其咎。但发端于报道的“标签化”,一定会影响到评论,并通过评论将“标签”固定下来,仿佛它们本来就是表达某些客观事物的概念一样。


词语、概念与标签,以及它们所指称的事物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人们用某个词语来指称或某个事物。这个词语通常是表达那个事物的概念。在隐喻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那个词语称作那个事物的标签。即,我们是在隐喻的意义上把表达一个概念的词语,看作是那个概念所对应的事物的标签。


而概念就包含了人们对某个或者某类事物的认识。比如,“我要吃水果”,水果就是一个概念。它是“可以吃的含水分较多的植物果实的统称,如梨、桃、苹果等”——《现代汉语词典》对“水果”的解释,也是这个概念所包含的人们对这个事物的认识。在这里,如果把“水果”这个词当作是上述事物的标签,那么,那个标签也就表达了水果的概念。即,我们说到这个词的时候,就是完整地表达那个事物的本质属性。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标签化”的问题。


但是,并不是用来指称某个事物的词语都一定表达人们对一个事物清晰、完整的认识,它们可能是临时性的,也许只是选择了事物的某个特征,也可能是具有倾向性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指称某个事物的词语都是某个事物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将那个词语当作那个事物的标签,那么“标签”就要比“概念”宽泛得多,也往往并不像概念那样表达其所指称的那些事物的本质属性,有时甚至只是与那个事物的想象性关系。这也是“标签”在近年来的舆论和舆论研究中通常的含义。“标签化”通常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比如,20146月新华网刊发一组信用体系建设的报道,让江苏睢宁县再次陷入舆论质疑风潮。该县4年前推出的大众信用评级制度,由于将公民上访等行为也列为“信用缺失”,遭到媒体和学者的质疑,被讥为“发放良民证”。其中,“良民证”这个词汇当然不是对这个县大众信用评级制度的客观表达和完整认识,而是一个突出其侵犯公民权利的标签。因为“良民证”的历史原意是日本侵华期间日伪侵犯中国人民权利的身份管理制度,所以这个词汇作为一个标签对网络舆论的情感影响便非常明显。


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员曹林在一篇文章中讨论了这个标签的消极效果:

 

很多网友看到这个刺激性的标题立马就火冒三丈了,顺着这个标签所预设的愤怒情绪去对这个想像出的风车进行“战斗”,对着这个稻草人去群殴,根本没有耐心去看政府到底做了什么工作。官民舆论场上的对抗,很多时候其实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而都源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标签战”,媒体给某个政府行为贴上一个人人喊打的标签,然后就只有质疑、攻击和群殴,而没有互信和沟通了。[ii]

 

媒体、学者和一个地方的公众当然有权利批评政府行为,也可以用修辞化的指称——标签——来批评政府行为。上述曹林对“标签”消极效果的分析,只是揭示其在传播中消极的次生效果——不全面和不公正,并以这种传播效果来讨论“标签化”的传播责任。

 

二、“标签化”的原因和特点

 

评论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指涉对象可能空虚的标签性词语呢?


这要从词语、概念和它们所指涉的对象的关系说起。


人类思维是概念化的思维。人类的思想交流也是概念化的交流。这意味着:作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凝结物的概念,不仅是个体思维的基础,而且是个体之间思想交流的基础。这不仅是思维的效率所需要的,而且是交流的效率所需要的。


 概念化思维的效率在于:人们不用在思维过程中把每一个具体对象之间的共同属性重新思考一遍;而使用概念交流的效率在于:人们在讨论“水果”的时候,不必把苹果、梨、香蕉……这些概念的外延逐一列举一遍——其实当然难以穷举。


  这样思维和交流的有效性在于:人们默认且不怀疑“水果”这个概念是对应着“实物”的,就像人们不怀疑我们钱包里由人民银行印发的那些纸片对应着真实的财富的一样——即使后者在“支付宝”和“微信钱包”中以“虚拟”的形式存在。


 表达概念的词语是事物的标签,两者之间在理想上一一对应。即使有些概念所对应的事物并非实体,而是事物的属性或思想观念,如果那些属性确实在事物之中存在,如果那些思想观念本身确实在人们的思维和交流中存在,并且人们对它们的内涵和外延有着清晰的界定和共识,它们也就像“水果”所对应的苹果、梨、香蕉……那样存在——既有思维之效,也有交流之效。


然而,并不是所有流通的概念都对应着确切存在的对象。有一些标签并没有所对应的事物;它们本身也不是任何事物的属性。“不是任何概念都有现实世界中的处延。如果一个概念所指称的对象在现象世界中不存在,我们就称之为外延为零的空概念,或者可能概念。”[iii](有的逻辑学教科书称为“虚概念”或“虚假概念”)。


人类创造了许多并无实体对应的空概念,比如神、鬼、龙、凤。它们使我们的观念世界比客观世界更为丰富。但它们作为人类历史上错误的认识结构,已经没有现实的认识价值,不足以作为进一步认识——即推理——的基础。所以,“如果一个推理的命题集中有空概念,这样的推理通常是无效的。”[iv]


当然,也有学者不承认“零外延”的存在,认为“虚概念”也是有外延的,只是其外延为虚构的。[v]这从逻辑的严谨性来看是有道理的。比如“鬼”就有一个虚构的外延,尽管在历史上人们认为那个外延这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本文认为,如果在现实的认识语境和认识的进程中来讨论概念,一个词语所指称的对象是否客观存在,仍然是一个真实的问题。这个真实的问题就是思维在现实的思想交流中是否有效的问题(而不是在逻辑上是否有效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一个词语被当作一个指称事物的概念来使用而它实际上没有其所指涉的现实的对象,它就是“空概念”。——即使它严格说来可能算不上概念。

人类历史上的空概念,往往是指向自然世界或想象世界(死后就是想象世界),它们在科学昌明的时代其实已经容易辨识。而与此不同的是,当代舆论中的一些空概念,则指涉的正是现实的社会,活着的人,因此不容易辨识。它们混杂在真实的概念之间,往往使人们在交流中徒费精神。


尤其是当那些词语可能既没有外延,也没有内涵——即没有一个基于人们共识的对其本质属性的明确描述,因此实际上很难说是一个稳定的概念。当它们被用来批评一类对象和群体的时候,就是“没有正确反映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和量的概念性的概念”,即“虚假概念”。[vi]

 

一些外延可能为零的“虚假概念”在当代舆论中存在,既有认识方面的原因,也有交流方面的原因。


有学者认为:

“概念的形成并非轻而易举之事。首先要同客观事物接触(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并把事物作为认识对象;其次要依靠人类特有的大脑对认识对象进行一系列的认知、分析与综合,并通过事物的属性和量的形态把握事物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再其次还要运用一定的语言(符号)形式将上述认识成果凝聚起来、物质化。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概念。”[vii]

 

当代不仅是新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随着互联网带来的传播技术的革命,更是一个交流热情旺盛,交流频率倍增的时代。人们对于一个事物交流的热情往往大于认识事物的热情;人们交流的速率,往往大于认识事物的速率。也就是说,人们可能在还没有充分认识一个事物的时候,就开始谈论它了。在这个的节奏中,甚至并没有真正确认一个事物存在,却已经有了指称它的词语。这种时候,那个词语想要表达的概念,就可能实际上并没有外延。

从发展的动态角度看,人类认识客观事物和思想交流的过程不仅是“一个由真实概念逐渐代替虚假概念,深刻概念逐渐代替初步概念的过程”[viii],也是一个随着新的事物的出现不断生产概念的过程。社会生活变化越大,新的概念就越多。但是,在思想交流中,具体而言在评论中,有一些概念并未得到明确的界定,也会削减思考和交流的效果。


 比如,我曾经评阅过的学生习作中,发现存在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由于核心概念缺乏严格的界定,以至于它指涉的对象在性质上差别很大。比如,在一篇批评“网红变现行为”的习作中,“网红”既用来指涉在互联网上提供服务、售买商品的“罗辑思维”的创办人罗振宇;也用来指涉写了“最具情怀辞职信”的女教师。其实,前者就是一个正常的创业者,只是因为借助互联网创业成功。而后者则根本不是一个创业者,也谈不上成功,只是因为互联网传播效应而意外成名。如果包括罗振宇,那么“网红”这个概念的内涵可能就失去特点了,而其外延可能就太大了。两者性质不同,对他们的判断也就不能相同。


这个问题的性质,是违反了逻辑规则同一律。

 

一些外延可能为零的概念在当代舆论中存在,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多元主体的新媒体时代,也是注意力竞争更为突出的时代。一些为赢得注意力而创造的概念,可能并无其真实存在的外延。或者,过于追求注意力,更偏离了其本来对应的外延。


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被‘标签化’的人物或事件极易发酵成热点舆情事件,获得广泛关注。而面临激烈市场竞争的媒体极有可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为新闻人物或事件贴上标签,以扩大传播范围,提升媒体影响力。”[ix]

 

那些容易获得注意的标签性词语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它们往往具有修辞化的特点。而“修辞中有许多修辞手法(修辞格)都与形象比喻有关”[x]。而形象的东西——诉诸“视觉”,哪怕是想象的视觉——总是比抽象的东西更容易引起关注,也容易保持记忆。这是我们人类大脑的接受特点。而当代传播由于互联网环境的多元、迅捷和极大的流通量,恰恰具有修辞化程度特别突出的特点。


但是,修辞本身的机制就是词语的“同义偏离”。“所谓偏离,就是对常规的变异”[xi]。而偏离的程度较大,给人的印象往往更深。所以,对注意力的竞争和追求,会使选择更大偏离程度来指称事物。以至于这种词语倾向的偏离,会影响人们对事物本身的认识。比如——

 

“2015年6月底,一篇名为《走私“僵尸肉”窜上餐桌,谁之过?》的文章拉开了‘僵尸肉’事件的序幕。在此之前,“僵尸肉”从未作为一个完整的词语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可以说,这篇文章创造了‘僵尸肉’这个词。”[xii]

 

因此,有学者认为“僵尸肉”就是“标签化”报道的典型案例。而这个标签的特点,就是修辞意义上的“粗直语”——突出触发人们强烈恶感的想象性经验。


其实,与许多“外延为零”的空概念不同,“僵尸肉”是有外延的——它应当就是指超过可食用卫生标准的陈年冻肉。僵尸肉”这个耸动感性的修辞化的标签。尽管它确实推动了媒体对肉食品过期问题的报道和社会关注,却不足以准确表达其外延,或者说模糊了这个概念的外延。


所谓“标签化”,也往往具有群体化(整体化)的特点。


有学者认为,“所谓标签化是指一种自发的认识归类方式,将某一个事件或者某个人物自发地归为一类事件或一类人物”[xiii]。这正是在群体化的意义上定义标签化的。尽管群体化只是标签化的一种形式。


群体化自然比形象化更为抽象。但因为群体的“体量”大,所以也会比个人和具体事件更容易引发关注。但是,这种标签对于认识消极的影响在于:把具体事件中并不具有群体特征的个人因素,放大为群体共同的属性——既可能是性别的、职业的,也可能是地域的、国别的、人种的。结果就大家所说的群体偏见或群体歧视。这方面已有很多研究。


在观点多元、利益多元的舆论中,具有群体性特点的标签,即使其表达的概念并无清晰确定的内涵与外延,也往往能够使人们更容易在纷纭的舆论中辨识共同立场。但正如《南方都市报》曾在一篇社论中所说的那样:“当人们各持标签站队时,既可能出于观念的歧异,而更多时候往往又有利益的纷争。”[xiv]

 

空概念、标签化词语,或者用并无清晰的内涵与外延的词语指称事物,是人类认识和交流的历史上的普遍现象。它们虚耗了人类无数思想和交流。比如,在西方中世纪,如果“女巫”这个标签化的词语并没有它所对应的外延客观存在,那么讨论如何甄别女巫,怎样审判女巫才是公正的,就是思想和交流的徒然浪费。人类认识的曲折和局限性或许根本无从回避。但就我们今天来说,汲取人类认识的历史经验(比如逻辑学就是有效的思维经验的凝结)和教训,尽可能在认识和交流中避免内涵和处延不清楚、不确定,甚至没有外延的词语来指称事物,就可能提高我们认识和交流的有效性。


在评论中,我们需要问自己:我是在怎样的意义上使用一个词语的?它所指的到底是什么?


[刊载于《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8]

 



[i]《客观性原则下网络热点事件“标签化”传播负面影响研究》,仝鹏,《出版广角》,20169月上。

[ii]《别臆想出“良民证”这个稻草人去狂殴》,曹林,201478日《中国青年报》

[iii]《逻辑学教程》(第三版),胡龙彪、黄华新/编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137页。

[iv]同上书139页。

[v]参见张秀廷著《逻辑概念新论》第二章,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vi]《同上书第89页。

[vii]同上书,第3页。

[viii]《形式逻辑》,金岳霖主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页。

[ix]i

[x]《西方修辞学》,从莱庭徐鲁亚编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452页。

[xi]同上书,437页。

[xii]《从“僵尸肉”事件看新闻报道“标签化”》,文秋萍,《新闻研究导刊》,20159月。

[xiii]《泛标签化扭曲社会认知》,朱力,《人民论坛》20123月下。

[xiv]《知识阶层需正视影响力但不必悲观》,201356日《南方都市报》。


    已同步到看一看

    发送中

    本文由自媒体作者少华读书投稿,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若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