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汉哀帝的百姓,比做汉武帝的百姓更幸福

言九林 史料搬运工 2019-08-12
旧稿。


这年头,有秦始皇粉、汉武帝粉、朱元璋粉乃至雍正粉,但很少有汉成帝粉、汉哀帝粉。


如果必须在这两类人中间选一类来粉的话,身为草民,其实还是粉一下汉成帝、汉哀帝会比较好一些。


做雄主武帝治下的草民,虽然可以在精神上享受“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快感,但肉体上死于非命的几率,也是非常高的。


高到什么程度呢?


公元前72年,也就是汉武帝去世15年后,汉宣帝想要“立庙乐”,来纪念武帝的历史功绩。儒生夏侯胜在朝堂上公开表达了反对意见。夏侯胜说:


“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汉书.夏侯胜传》)


大意是:武帝虽然是雄主,有征讨四夷开疆拓土的巍巍之功,但在他的治下,耗尽了民力,百姓流离失所,半数被折腾致死,赤地千里,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伤害迄今没有痊愈。这种对民众没有德泽的君主,不宜“立庙乐”来纪念。


参与讨论的群臣,无人能够站出来反驳夏侯胜所提到的事实,他们只能警告夏侯胜,“此诏书也”——是宣帝下达了诏书,必须“立庙乐”来纪念汉武帝。


武帝是匈奴人的噩梦,也是汉帝国百姓的噩梦。


在公元前119年,也就是漠北战役获胜,“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的同一年,武帝连续出台了四项暴政:


(1)发行白鹿皮币。将上林苑里的白鹿杀掉剥皮,制成皮币,定价四十万钱(实际价值不超过1万钱)。所有参加正月朝觐的王公贵族,都必须购买这种皮币作为“入场券”。这是在抢劫王公贵族。其后果是大司农颜异提出反对意见,武帝稍后借他事以“腹诽”之罪将颜异诛杀。


(2)推出白金三品。用银和锡混合铸造新货币“白金”,刻上龙、马、龟三种纹饰,以区分不同的面值,一个龙纹钱面值三千,实际价值不足一百。这是在滥发货币抢劫全民。其后果是“自造白金五铢钱後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馀万人”(《史记.平准书》),为抵制朝廷的剥削,民间兴起一场全民参与铸造白金三品的风潮,数十上百万人被杀或被抓。


(3)发动算缗告缗运动。“缗”,指“非桑农所生出”,即非农业收入。“算缗”,就是要清查民众的这部分收入,然后对之征税。因国家缺乏大数据管理,故出台了“告缗令”,鼓励民众向官府举报周围人隐匿的“非农业来源的资产”——事实上,当时并不具备区分农业来源资产与非农业来源资产的能力,举报成功后,被举报者资产全部没收,没收之半奖赏给举报人。这也是在抢劫全民。其后果是““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史记.平准书》)。大多数中产之家遭到举报,破了产,社会出现新风气,民众有钱就花,无心经营事业、积累财富。


(4)启动盐铁官营。这是桑弘羊的主意。他告诉武帝,为生存民众必须吃盐;为生存得更好民众必须购买铁制农具,所以盐铁官营是向民众收税的好手段。体验到盐铁官营的来钱速度后,公元前110年,桑弘羊获得武帝支持,又开始在全国推行“均输法”,由政府全面垄断民间商业。自然,这也是在抢劫全民。其后果是,“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梗啖食”(《盐铁论》)。官盐价格昂贵、官造铁器不堪使用,民众不得不退化,拿木头耕地、用手除草、吃带咸味的土和草梗。


图:白金三品之龟纹钱


相比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汉成帝留给后世的最著名的标签,是他宠幸赵飞燕、赵合德姐妹;汉哀帝留给后世最著名的标签,是他有一位男朋友叫做董贤,他们合力贡献了一个历史典故“断袖之癖”。


他们是典型的庸君,甚至昏君。


但做他们的百姓,比做汉武帝的百姓,要好。


《汉书.食货志》里说:


“成帝时,天下亡兵革之事,号为安乐。”


“哀帝即位,……宫室、苑囿、府库之臧已侈,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


当然,这并不是要赞美成帝与哀帝,只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


做成帝、哀帝的百姓,要好过做武帝的百姓,只是秦制帝国的一种基本规律。


不考虑天灾与气候,秦制之下,民生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1)朝廷,也就是皇权的压榨;(2)官僚系统的压榨。前者指的是政策性的汲取,比如赋税、劳役。后者指的是非政策性剥削,比如贪墨、索贿。


秦制之下,第二个因素其实是可以视为一个常量。因为统治机器的公权力从来没有制度性约束可言,所以官僚系统针对草民的压榨,乃是统治机器自诞生之日起,就有的一种常态,即便在所谓的“文景之治”时代,也照样“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没有独立的制度约束,官僚系统针对草民的压榨与剥夺,并不会因为文帝少造两座露台这种政治秀,就有什么收敛。


这个时候,第一个因素,对草民的生活而言,自然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如果皇权不追求“雄才大略”,只爱醇酒美女狗马衣服,自然,白金三品、算缗告缗这类来自皇权的运动式榨取,就会少一些。皇权没了大动作,官僚系统也会相应地少一些剥削寻租的机会。相对而言,民众就可以活得好一些。反之,就很可能出现“百姓流离,物故者半”的民生灾难。


当然,更重要的因素在于:秦制之下,皇权一旦追求“雄才大略”,必然要以牺牲社会活力为代价,来换取对社会更严密的控制,进而实现更高程度的汲取;而社会活力的牺牲,必然带来民生层面的惨剧一如汉宣帝时代的御史大夫萧望之所言的那样:


“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


为了实现对海渔业更高程度的汲取,武帝把所有渔民组织起来搞官营,其结果是捕不上来鱼。武帝死后,宣帝时代,捕鱼业恢复民营,“增海租三倍”,虽然多收了点鱼税银子,但鱼总算是能捕上来了。


所以,还是少一点汉武帝崇拜、少一点雄主情结的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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