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初期政治清明少有腐败”是一种幻像

言九林 史料搬运工 2019-08-04

市面上常见的中国古代史著作,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


“王朝初期励精图治,政治清明少有腐败;王朝末期腐朽无能,政治昏暗贪腐横行。


这种错觉还会进一步让人产生“腐败亡国”的幻觉——很遗憾,在中国帝制史(这是本文的论述前提,划个重点)上,并无任何一个政权的覆灭,是贪污腐败所致。


尽管翻检史料,可以在每一个覆灭了的帝制政权身上,找到海量证据来证明它其实非常非常贪腐,但草民们也须明白:


中国帝制政权的公权力,从来都是毫无制度性约束可言的,至多不过是朝堂上几个讲良心的臣子在徒劳无功地切谏。非常非常贪腐,本就是这些帝制政权它自诞生之日起,就有的一种常态。所谓“王朝初期政治清明少有腐败,王朝末期政治昏暗贪腐横行”,其实只是错觉。


可以举个例子。


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给人的印象,算得上“政治清明”了吧?


其实不然。


当日,军功集团随刘邦蜂拥入城,几乎全面占据了郡国守相、郡县令长之职。这些人,向下掠夺民脂民膏;向上则贪墨朝廷赋税。出生入死的老兄弟,霸占些民财,抢几个民女,朝廷并不在意。萧何作为一号功臣,带头“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刘邦的反应是“大悦”,毕竟,老兄弟追求物质享受,对皇权而言是大好事。但追求过了头,将手脚伸到了朝廷的袋子里,长安就不乐意了。


所以,惠帝三年,吕后搞了个新制度,派御史到地方上去监察,专门打击贪污挪用朝廷财富的老兄弟;文帝上台,又搞了新法律,要对那些“守县官财物”却监守自盗之人处以死刑(张家山汉简里记载的“醴阳令恢”,就是一位拥有左庶长之爵的军功吏,他的罪行是与小吏合谋盗取公家之米)


长安的东西都敢侵吞,底层草民那点脂膏的命运,自然可想而知。于是,在景帝的谕旨里,就留下了“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这样的时代描述(见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


关于汉初民生的概况,贾谊给文帝的奏疏里,有很直接的总结。他说:


“汉之为汉几四十岁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也。故失时不雨,民且狼顾矣。岁恶不入,请卖爵鬻子,既或闻耳矣。”(《汉书·食货志上》)


大意是:建国四十年了,长安的国库是空的,民间也没有积蓄。气候失调、雨水失常,百姓就要饿肚子,就要逃荒,就要卖儿卖女。


这显然要比“文景之治”这类后世史家奉送的高帽更加可信。毕竟,贾谊不会在给文帝的奏折里,恶意攻击、贬低本朝的执政成绩。


说到底,之所以会有“王朝初期政治清明少有腐败”这种错误印象,还是因为忘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这条客观规律。该规律的成立,和王朝初期、王朝末期,没有任何关系。


还以“文景之治”为例。


西汉初年的国策,是“非军功者不侯”,亦即最大限度地保障老兄弟们的政治地位。所以,军功老臣长期把持着长安朝廷——第一位非军功出身、亦非军功二代出身的丞相,要到景帝末期才出现;军功吏卒则长期把持着地方基层政权——如汉儒朱浮所总结的那样,“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做地方官的军功吏卒,要在职位上做到死,自己死了还不算,还要让子孙继承职务,最后干脆把官职名称变成自家姓氏。简而言之,最大限度保障老兄弟和老兄弟的后代们坐天下。


这种权力分配制度下,针对草民的体制性腐败,自然是不受约束的,也自然是要泛滥成灾的。吕后也好,文帝也罢,他们出来反腐,并不是要为民请命,而是重建蛋糕的分配原则,那些该送往长安的,老兄弟们必须按规矩送往长安。


不受制约的、针对草民的制度性贪腐,是中国古代每一个帝制政权,自诞生之日起就有的常态。


换言之,它们从一开始,就是那个样子,只不过后来胃口变得越来越大(比如明朝的朱氏子孙)。


而这些帝制政权灭亡的真正原因,总结起来,无非三条:


(1)外敌的压迫或者入侵;

(2)内部利益集团发生分裂。

(3)底层民众脱离原子化状态,变成有组织的力量。


第三点实际上很难做到。比如,清廷的灭亡,主要是亡在了前两点——庚子年,朝廷操弄义和团,引致八国联军入侵,以慈禧为首的最高决策层仓皇西遁,中央政府的威望一落千丈,这是“外敌的压迫或者入侵”;朝廷希望借“日式立宪”,从地方督抚手里收回财权、人事权、司法权、外交权、行政权乃至兵权,地方督抚希望借“英式立宪”,将自己手里的财权、人事权、司法权、外交权、行政权乃至兵权合法化,这是“内部利益集团发生分裂”。


只有当这些变量充分酝酿并出现之后,腐败才可能成为一种批判的武器。但它也只是一种用于文宣的批判武器,对帝制王朝的局势走向,并无实质意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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