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琨 : 西村 · 贝森大院 | 2015年11期

建筑学报 2015-12-17

内院


西村 · 贝森大院


设计单位/ 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 刘家琨

设计/ 2010-2014年 / 竣工/ 2014年


地点 / 四川成都

业主/ 四川迈伦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团队/ 杨磊、靳洪铎、刘速、杨鹰、蔡克非、华益、毛炜希、李静、罗明、温锋


基地面积/ 4.19 h㎡

建筑面积/ 13.56 万㎡

结构形式/ 框架结构


摄影/ 存在建筑(除标注外)



临街立面


在竹林广场看坝坝电影(摄影:家琨建筑)

一层平面图


景观小品


跑道下的展廊

西侧山墙


内立面——外挂楼梯


内院-慈竹园

屋面与内院(摄影:家琨建筑)

交叉跑道顶部


多功能空间室内

西村大院儿

张早

天津大学建工学院


在哪里都是自己在,在哪里都在自己里

——刘家琨



全景


1 来大院儿


作为作者,刘家琨老师多次谈过文学与建筑的差异,大概说建筑干的事如果可以换做用文字干,那就不值得用建筑干,文字也一样。这种对文字和建筑特性的区隔出现在2007年的一段访谈里。西村大院儿的创作从2008年开始,6年后建成的大院子通彻敞亮。照片上看,各个方向都有入口,朝向院内的公共廊道上院落形象一览无余。大院子里各种小院子、球场、步道、外挂楼梯、外廊、竹林、水池……这让西村大院儿看起来有别于何多苓工作室和鹿野苑这样讲究“游走路径”的早期作品,离“文人意蕴”有些远了。


但要证实这些关于作者思考与作品呈现之间的关联,还是要真正地去到那里,见识它的样子。把大院儿放进个人经验,像我这样从远处来的游客,会从北侧成温高架下的苏坡东路过来。从贝森北路向南远远看去,最醒目的是横向的混凝土板,灰扑扑的像是没盖完。沿着路向南走,便看到大院儿北侧高架的桥廊,骨架一点点露出来,斜线条是上屋顶的大坡道。这成了西村大院儿的标志。


2 跑道


我们姑且把大院子先放在一边,就着这上屋顶的坡道讲。它并不占据地块的好朝向,东、南、西侧的临街面要留给商铺。虽然是交错的剪刀坡道,但宽度不大,利用了地块北侧旧游泳馆改建的多功能厅旁边细长的剩余用地,这让复杂的新旧关系问题也变得相对容易处理。而且,无论人们是在大院儿里,还是站在坡道上,透过高架的桥廊向北看,便可以望见街对面地块茂密的树林。它的位置更接近城市干道的接入口,那里有像它一样架起的快速路。


刘老师1980年发表的一篇小说《游魂》,描写了一个与他同岁的青年傍晚外出遛弯的日常。如果把这位青年放到今天,恐怕大院儿会成为他喜欢来逛的地方。第一眼看到大院儿盘起的跑道时,我想到自家小区车行环路上,天气好的时节,晚上人们一圈一圈地跑步、转悠、聊天的情景。现今,很多年轻人有夜跑的习惯,中老年人多注意锻炼,大家也需要有地方闲逛。大院儿里的跑道是可以满足人们需求的地方。


大院儿所处的这块基地的用地性质是社区体育用地,这刺激了立体跑道概念的产生。与之前的方案相比,今天大院儿里的“跑道” ,更接近游廊的状态。方案初期、中期,跑道还是跑道的样子,弯道频繁出现在各式转角,曲线的语言主导了大院儿整体的形态。但考虑到转弯半径带来的速度感可能会使人们感到紧张,方案里的曲线后来被改为折线,转弯半径也被藏在放大的折线型转角里。黑色的道路表面和屋顶种竹子的水泥管、植草的大孔砖、金属网栏杆一起营造着郊野氛围。这样有了老人、小孩在上面闲逛时的自在,有全民运动也有建筑漫游。同时,大院儿的整体形态也随之改变。但大院儿和跑道间并不交错、穿插,维持着一种平行的关系,众多的入口让流线的组织不再确定。



初期模型


中期模型


后期模型


屋顶植草大孔砖(摄影:家琨建筑)


3 大院儿


除了北侧被大坡道所占据的位置,大院儿的其他围合界面由进深26m的建筑实体完成,围合出东西长182m、南北长137m的大院儿。这样夸张的尺度,让我联想到库哈斯口头的宏大,便冒昧问及刘老师是否考虑过类似的问题,他说有,但同时提示,“大的是内部”。从外部看,大院儿的立面没有过多的语言。由于它24m的限高和占满临街面的环形布置,除去基地东侧的高层,它确实和周边的楼区保持着大致相同的高度,有深凹进去的环廊,还有挑出的蜂巢芯楼板和扶手栏板一起形成的灰色水平线条。



临街立面的水平线条


从大院儿的内部看,内廊式的阳台配合了院落的开放状态,东、西、南三侧的外挂楼梯占据了三个方向的重心。院中架起的步道将大院儿分割为不同的区域。中间最大的一块是足球场,四角竖起高高的球场照明灯。球场外侧,是大大小小围绕环形步道布置的竹院儿。再外圈,靠着底层商业形成了一条带水景的巷道。巨大的尺度和复杂的院落空间让这座大院儿成为新的都市奇观。到了傍晚,人们便从四下的入口渐渐涌进来,有遛弯的,场子里踢足球的,架空坡道上奔跑的,楼顶推着婴儿车闲逛的,院落里看电影的,约会的,演唱的,拍照的,迷路的,上厕所的,坐在竹林下喝啤酒的。天色暗了,各式霓虹亮起来,球场照明灯也开启,火锅香飘了满院,大院儿这时是充盈的。它的立面是消退的,剖面是平淡的。它的外部塑造街道,空掉的巨大内部院落让人们进来,让都市景观回到每个人身体里。和之前对地块的使用方式相比,这时的贝森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4 贝森


杜坚是西村大院儿的甲方,贝森集团的董事长。这次成都之行,和杜总见面后,我才知道西村大院儿的“贝森”和“贝森文库”的“贝森”是一个“贝森”。2002年,贝森集团为5位建筑师——张永和、汤桦、崔愷、王澍和刘家琨出了一套《贝森文库——建筑界丛书》,其中刘老师的这一本叫做《此时此地》。之后,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循着这5本书的内容为几位建筑师做了纪录片。也正是因为这本书的出版,让杜总认识到刘老师的“深度” 。之前,他们更多是在四川文艺圈饭桌上的相识。1994年,西村大院儿所处的这块体育用地就被贝森持有,并以体育公园的模式被开发,里面建的是恒温游泳馆、高尔夫练习场、壁球馆,这些东西都是第一次在成都出现,并不面对工薪阶层的日常生活。


1998年贝森来到北京,进驻798,濒临拆迁的老工业区自此逐渐重获新生。后公司在2004年撤回成都,此后的3年里,杜总去到英国,在这个最早提出“创意产业”概念的国家了解了创意产业的状况。2007年,西村大院儿的项目开始策划,经过与刘老师的长期交流,走访了他大量的作品后,杜总在2008年确认将项目委托给了家琨建筑。


从最早1990年代在朋友圈子里的相识,到2002年《此时此地》的出版,再到2008年的确认委托,杜总把“最大的一盘儿菜”留给了刘老师,将一个英雄主义的梦想留给了认为需要介入策划的反乌托邦小说作者,将一个成都的房子留给了此时此地的建筑师。杜总说他凭的是直觉。


5 未完成感


在项目的推进过程中,具体业态尚不完全确定,杜总对项目给出了“有所规定的不确定性”的要求。同时,“未完成”的概念在方案推进过程中逐渐形成,后在美学上被确认为“未完成感”。这与刘老师常年踏访工地而对建设中的工地状态产生的特殊情感不无关联,这些情感也藉此投射到项目具体的建筑语言和做法中。施工过程中的一些状态在项目中被翻译成完成态的做法,如暴露结构、使用断砖砌筑立面、将大孔砖的孔洞朝外作为机房的立面语言、在外墙暴露钢筋……并且,在贝森总部的一角,有专门为了这个项目建造的实验楼,它截取自大院儿的一个局部。各种“未完成感”语言的具体使用方式, 都是在这里不断实验后得出的。



贝森总部西村项目的实验楼


我乐于将院内立面上呈现的丰富状态与这两个词联系起来。大院儿不作为的立面让每家租户有了发挥余地,餐饮区最为夸张,西餐、川菜、海鲜、火锅、茶餐厅、自助餐,靠内院的阳台一侧,院子里一眼望得见上下楼层都有什么。火锅店甚至利用面宽打出了一条横幅标语。这些都是“未完成”和“有所规定的不确定性” 。一般来说,建筑师很难对自发性具有如此的容忍度。但这些状况,也许都在刘老师的预判中。立面呈现的多样化,其内部机制是保证灵活划分平面的蜂巢芯无梁楼板,以及二层、顶层5.7m的层高设置。


刘老师曾给出过隆昌公寓的参照,虽然他调侃说是方案成形后添上去的,但可以表明他的理解和态度。在他的小说《明月构想》中,这种对生活或者生存自发能量的想象充分暴露出来。精心设计的样板小区被暴雨后预先抢住的居民按照自己的使用需求修改,这种改造的热情在人们入住一段时间后达到极致,随着“轰隆隆一声巨响”,“食堂大楼屋顶出现了一个近似方形的大洞,居住其中的人们从此得到了穿堂风”。这种写作背后,是对精英话语的疑问,或者至少是对老百姓生活习惯的理解。正因此,在建川博物馆群,为了达成某种街道氛围的协调,他会有复制周边作品立面的想法,会以更具生活气息的铺面包裹博物馆。或者,也可以在给美院设计的项目里留下涂鸦区。



西村大院餐饮区内院立面状态


6 蓝顶美术馆


在第三届中国建筑思想论坛上,刘老师向大家推荐了一本书——《以古为徒与娟娟发屋》,讲学书法的人有临碑和临帖之分,石碑上的字大多是古时不懂书写的工匠按字迹刻出,他们在今天,可能就是书写“娟娟发屋”这类招牌的人。因而如果可以向古碑学写字,不如也向书写“娟娟发屋”招牌这样的当代人学习。


成都南郊,蓝顶艺术区的美术馆新馆与西村大院儿是同一时期完成的作品。相似地,在这个5000㎡的项目里,也有体育元素,美术馆车库抬起来的坝子里,放着一个篮球架。按刘老师的说法,现在人交往少了,有了这个篮球架,没事时也可以来这儿打个篮球。抛开篮球架,“川西坝子”和“坝坝筵”是设计的首要,坝子的设置是想为村里的各种仪式和露天筵席提供场地,让村里的活动办到当代艺术的地盘。


美术馆由几个灰色的方盒子组成,从体量上与周边已经建好的艺术家工作室相协调。“平顶抹灰的当下农村”在这里被有意识地强调,因此几个盒子的外立面也是抹灰,通过墙面搓沙颜色的微差来塑造彼此的不同性格。水泥盒子相互独立,连接盒子的小型体量立面以碎瓷砖贴起,点缀于院落间,是对乡间的瓷砖立面做出的回应。一段楼梯板侧缘突出墙外,有些梁也突出来一些,这些语言都是对民间建造中偶发性的学习。也“将错就错”,大喇叭挂到了突出楼梯板下,巴拉干式的吐水口被嫁接到断在一半的落水管上,前面提到的篮板是固定在突出的梁头上。



蓝顶美术馆


在大院儿,跑道路缘和卫生间的局部墙面也是由碎瓷砖贴起,栏杆上封的是成品金属护栏网,排水管是呈对称布置的黑色铸铁水管。跑道的路面本打算用沥青铺设,希望将基础设施中大量使用的工法引入,但由于细部和转折过多,铺设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一想法也不得不被放弃,而换作黑色的再生塑胶。蓝顶美术馆和西村大院儿中的种种处理,都让建筑本身向自己所处的当下环境积极汲取营养,成为当下历史的凝结。


7 四川性


杜总在聊天时谈到,项目的关键词除了“未完成感”、“有所规定的不确定性”,“四川性”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这是他的“乡愁”。在大院儿的工作前,四川性已经是刘老师经常关注的话题,可能这是杜总“凭着直觉”找刘老师来做这个项目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今天的大院儿里,一丛丛竹子,是模拟川西林盘的景观。初始的景观概念一直在讨论川西农田,但总让人感觉尺度不对,而竹林下的活动其实才是成都典型的休闲方式。在家琨建筑的设计师两次赴望江公园的竹林考察后,刘老师邀请贝森团队一起到公园喝茶,并和杜总当场确认了这个做法。竹院落里的办公成了招商宣传时的主要标签。杜总的小学同学吴平来看了大院儿,勾起的也是乡愁,“苏坡桥外婆屋后的林盘,是我幼年与小伙伴抓丁丁猫儿、捉迷藏、讲故事的地方,如今那里的西村园遍种翠竹……”除了切实的竹子,房子的楼板侧面和混凝土楼梯的外表面凝固成了竹编纹理。这是手工竹胶板模板的印记。这些肌理多出现在近人的清水混凝土表面,既有触感细节,又能中和施工中带来的表面瑕疵。



竹下小型空间

竹林小间剖面


撑起整座房子蜂巢芯楼板的混凝土柱子上也满是这样的纹理,柱子的截面是八角形的。杜总说他曾与刘老师探讨过柱子的具体做法,提出改用普通方柱,但被刘老师驳回了,川西很多祠堂里重要的位置都用了八角形截面的柱子。这样,八角柱成了大院儿的标识性语言之一,配合密肋混凝土梁的藻井和散铺的大块红砂石地砖,强调着底层的公共空间。八角形的截面是重要的,它让柱子适合被展示出来,为空间带来了纪念性。水井坊博物馆的门廊里出现了同样的柱子。这样削去四角的柱子出现在流线上,也有对行走便捷的考虑。另外,钝角使粗砺的竹胶板肌理便于交接。但在一次调整中,为了房子能在院落内侧甩出阳台的进深,来使院落空间获得更丰富的层次、增添声色,同时保证规划要求的面积不变,临街面的幕墙不得不外扩,吃进了八角柱身一半。



竹胶板纹理八角柱


大院儿整体上是灰色的,刘老师早期喜欢巴拉干的房子,可那种鲜明的色彩在成都的阴天里无从表现。这种有意为之的灰突突的样子,与精英话语无关。若“反对崇高”算是一种四川性,将“半只鸡”隐喻为“英雄”的“第三代人”则饱含着,同时也建构着这种四川性。


8 由比喻引发的联想


在刘老师的小说《高地》刊出后,《青年作家》杂志有过4次关于此文的讨论。其中一次北大中文系学生对《高地》的研讨中,有人指出了文中比喻的特别之处,点出“大衣躺在地上像个死人”,“大牙残根般的岩石”两处,讲的是比喻里的意向与暗示。小说里的建筑师主人公在最后完成的房子,也是做得“过于像岩石了些”。“岩石”既形容了房子的外形,也指涉着全文的主线,既是比喻,也象征着坚固,与周边环境的相仿。


现实里,罗中立工作室被造成“灰窑”,何多苓的工作室是“金石印章”,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是“人造石”,以及之后的“文革之钟”、“内心丛林”,或是“七个小矮人”的调侃……虽然在每个项目中这些隐喻的具体使用方式不尽相同,但细腻准确,都与方案建成后的特质发生关联。类似的隐喻并不必然发生在设计过程中,这种方式在刘老师这里则频繁地出现,也许是因为他的习惯。并且,与大多数由隐喻指导建筑概念的设计相比,刘老师的房子与喻体之间确实有着比较高的契合度。在“文革之钟博物馆”中,“钟”即取“警钟”的暗示,同时,馆内一处圆形院落利用声聚焦原理,让在其中参观的游客可以体验到自己便是一座钟,自己的发声与聚焦的回声创造了一种对于文革记忆的警示。这种本体、喻体和项目特质的高度契合并不容易完成。


西村大院儿的设计说明里也出现了一个比喻——“盆地”,它出现在这里也许并非偶然。刘老师谈到过四川地理上的隔绝,谈过盆地与都江堰,将这些看作是“独立王国”“获得自由的精神基础”。在成都的青羊区,大院儿不也像是“褶皱里中间有个坑”嘛。如果这样去套,基地西北侧位于地块内外的水景,大致的位置也和都江堰属同一方向。院落的开放性最强的一侧,也是剑门的方向。而整个“盆地”则可以“容纳多元文化公共生活”继续联想下去。他曾区分四川与中原,把四川说成是口“锅”,并顺着记者关于四川特性与火锅关联的提问,讲“鲍鱼、豆芽都在同一口锅”,来说火锅里等级意识的单薄。这么看,我突然觉得西村大院儿也像一口锅,创意产业、跑道、球场、火锅、茶馆、酒店、露天电影,细数下去,好像什么东西都扔得进来。另外没有摆盘儿,锅本身就是样子,是个“设施” 火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锅上来了烹饪才开始,锅里有什么靠大家决定,吃的时候,烹饪还未完成,一直可以调整,但吃法是规定的。要是把刘老师的房子打包放在一块,弄不好可以搞一个“火锅建筑学”,那估计可以算作“漂洋过海”时的“新鲜土壤”吧。



西村景观平面草图


9 具体的力量


玉林嘉苑小区外是生活气息浓郁的市井街巷。有一条水流,从西北侧流入小区,想必是从南河分来。十月秋水充盈,顺着水流游向西北,就到了都江堰。刘老师提到过,有外国友人来时,他的导游线路是都江堰 - 郫县 - 成都,估计是这条事务所脚下的水流一直提示着他两千年来四川人的生活基础。拜访他的事务所时,我匆忙紧张,但记得里面是有市场上肉摊收来的铁钩,挂了竹篮,会议桌旁见到一只用来指点江山的鱼竿,印象深刻的,还有那只盛烟灰的铝饭盒。


这是1980年代后就逐渐失去位置的铝饭盒,它的年纪恐怕大过我。我可以感觉到它承载着一个年代特殊的集体记忆。蓝顶美术馆和文革之钟博物馆里的大喇叭,也有类似的效果,它和铝饭盒在同样的时期消失,也具体地指向并不遥远的过去。2002年,刘老师曾在一个“专·业·余”展览中做过叫“随风”的装置。8只灯笼样的氢气球挂上8个废轮胎,将一块黑色的农用遮阳网悬在空中,同时悬在遮阳网下的,还有30枚蒲扇。每一种材料都带着自身的符号力量,带来喜庆、拙诚、临时和悠闲的感觉。它们每一种都不是现代建筑的常用语言,每一种也都不是当下老百姓陌生的物件。它们就一起晃悠着,描出风的样子。开幕式上,遮阳帘下,是白桌布,高脚杯和红酒,凝固在时间里的朋友聚会,没有现代美学法则和形式焦虑。


“随风”装置


这些具体的事物也常在刘老师的作品里出现。何多苓工作室的天井,是玉兰树的庭院;“新长征路上的摇滚”CD封套的红,就是红色年代娱乐中心的红;川美新校区设计艺术系馆的顶层LOFT是现成的厂房原型;“文革之钟”里是各式宣传画、镜子、老钟表、大喇叭和主席像,与红砖塑造了特别的时代氛围;金华建筑艺术公园5号茶室里,电线杆成了结构柱,带水龙头的上水管成了栏杆扶手;胡慧珊纪念馆直接取形于震后的临时帐篷;他北京城南计划给出的方案沙盘四周,放了18把从当地老百姓手中换来的旧椅子,是座椅也是展品,每一把上都挂着写有自己故事的卡片。


灯笼气球、水龙头、大喇叭、铝饭盒、碎瓷片、旧椅子,它们很多改变了自己的常规位置和呈现方式,这种具体而微的日常错位,以及这些物件中蕴含的时代特质,让每个读者有机会切入当下,形成新的记忆。在西村,宏观上大院儿本身的形象就很具体,它直接指向某种集体主义和乌托邦幻想,它有跑道、林盘、桥廊,有金属网栏杆、球场照明、未能实现的沥青铺面,这些当下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被大量使用的工法,是快速发展中粗糙的智慧,提示着今天“设施”的建造方式和存在状态。


当然,铝饭盒引起我的关注,除了它的功能错位与时代气息,也许还因为有阴雨天里昏暗室内这浅色物件的银白光泽。


10 存在的关联


刘老师在《灰色猫和有槐树的庭院》里,以第一人称的作者“我”的写作经历和“我”笔下的几个故事为基础,以时间为线索,交织创造出立体的元小说。这种卡尔维诺式的写作,指向一种对故事关系的处理,需要几段叙事规模相差不多的故事来支撑。这种写法在《明月构想》里也有呈现,但由于一个寓言主体——欧阳江山与明月新城的故事的存在,其他层次的叙述被压得简短,成了陪衬,写作形式本身的立体感也因此被削弱。而《“我在西部做建筑”吗》也是在原有的文章上增加新的时间向度来形成叙述层次。这是刘老师自最早重视人物语言、行为刻画的身边故事、生活记录,到《英雄》《高地》的寓言式书写之后选择的写作形式。


在他的房子里,经营空间序列的早期作品后,也多见这种平行,如川美新校区艺术系馆的几种屋顶,围合“城南计划”沙盘的18把椅子和它们背后的故事,大院儿的各种“设施”……但这些都是以对具体事物、技术或是类型的并置来达成空间的平衡,或者作品与环境的平衡。


在我眼里,刘老师更有意思的是他的“玉米理论”“萝卜和土壤”,是他气球和轮胎间拉起的黑色遮阳网下晃动的蒲扇,是他的工作地点——玉林嘉苑的1栋,是盛烟灰的铝饭盒,是对当下材料的具体使用,是对个体和器物存在本身的关注。这种对当下具体的把握是其他人少有的。家琨建筑官网上,西村大院儿项目下加载了一个视频,配乐是Gala的Young for You,传递的是工地上工人的自在。看着这样的画面,我只能把“低技”和“容错率”这样的词认成是一种理解和关照的下游结果。而关于“处理现实”,也许会有更深入的解答。在西村大院儿,一个理想化的甲方找到了一个反乌托邦的建筑师,它的名字本身就是它形象的具体表达,它的标志就是它的跑道它的桥,它的使用者参与书写它的立面;它不显得自己高级,也不显得周边的房子差劲;但它向上,可以说成是“现实的乌托邦”,英雄梦想的固化,即便这样它也还能向下,是老百姓遛弯儿、喝茶、吃串串儿的地方。将来,成都人谈到它的名字时,儿化音里可能会挂着故事。


(全文完。原文刊载于《建筑学报》2015年11期,总第566期,如转载须注明作者及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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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微信编辑: 陈佳希 王寒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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